九一八侵略不是關東軍少數人的行為而是日本國家行為

日本天皇表彰了參與具體策劃九一八事件的板垣征四郎(文貝稱九一八“事件是以石原莞爾、板垣征四郎、花谷正、今田新太郎四人為核心策劃的”)。而“‘九一八事變’后關東軍獲得大量的獎賞并被日本本土看作是英雄使得當時海軍眼紅”,則更是表明日本統治集團高度評價日本關東軍實施的“九一八事變”。這里日本統治集團并未將此事看作關東軍幾個少壯派軍官的犯上擅自行為,而是認為關東軍侵略是在實施英勇并正確的行為而予“表彰”和“大量的獎賞”。

【本文為作者葉勁松向察網的獨家投稿】

九一八侵略不是關東軍少數人的行為而是日本國家行為

2015年6月5日,看到一篇名為《文貝:“九一八事變”不抵抗是當時政府高層的共識》的文章。文貝文總體較好,但對于九一八事變的產生,文貝著力表述是幾個日本關東家中級軍官“策劃”的。文貝這種表述是沿用最近些年常見的說法,既不符歷史事實,政治上也是極其有害的。這種有害性首先表現為日本對東北的侵略似乎不是日本國家行為,而只是日本在某地駐軍(關東軍)的幾個中級軍官“策劃”的,是個別中級軍官的行為。日本可借此說九一八事變只是地方沖突,不是日本國家意志表現,不是日本有意發動,不是日本國家對中國的侵略。

文貝對九一八事變的產生有如下講述:

【“據后來揭露,此次事件是以石原莞爾、板垣征四郎、花谷正、今田新太郎四人為核心策劃的”。
“事變發生后的9月19日,日本內閣制定了‘不擴大事態’的處理方針。要求事變不得擴大,禁止關東廳(日本駐關東州的政務機構)和滿鐵公司參與事變。在遼寧的關東軍部隊集中到奉天,在吉林的關東軍部隊集中到長春。陸軍大臣南次郎、參謀總長金谷范三向駐朝鮮軍司令林銑一郎下令按兵待命,不許增援關東軍的命令。”
“關東軍的軍官們根本不理會上面的指示,日本駐朝鮮軍司令官林銑一郎也違令準備派出3萬駐朝軍隊增援關東軍。”】

在文貝的上述講述中,似乎不僅九一八事變是日本在某地駐軍(關東軍)的幾個中級軍官瞞著日本政府和軍隊首腦機“策劃”的,其實施也是關東軍這地方駐軍私下實施,是日本的政府和軍隊首腦機關不允許的,日本政府和軍隊首腦機關還對關東軍的侵略是制止的。按這講述,似乎九一八事變及其后的擴大侵略不是日本國家行為,日本國家似乎反對擴大對中國的侵略。這種講述嚴重不符歷史事實,客觀上是對日本的政府和軍隊首腦機關的粉飾(雖然文貝主觀上沒有這種意圖),政治上是極其有害。

文貝認為日本政府對九一八事變有責任的講述是:

【“日本東條英機內閣對中國的圖謀早在1931年6月《解決滿洲問題方案大綱》明確,即以武力侵占中國東北。只是關東軍發動‘9.18事變’事先并沒有向軍部報告。”】

但在這里文貝也有嚴重錯誤,1931年時東條英機只是中級軍官,不是內閣閣員,更談不上當時有“日本東條英機內閣”。東條英機履歷,

【“1929年8月任步兵第1聯隊聯隊長,1931年8月任參謀本部整備局動員課大佐課長……1933年3月,東條英機被任命為陸軍少將”。( 《時刻關注》編委會編. 大審判 正義的審判和復仇的繩索在人性心底 這是無可逃脫的[M]. 2016,P161)】

1941年年末的“珍珠港事件”前,才產生了日本東條英機內閣。而且,并不是如文貝所說:

【“關東軍發動‘9.18事變’事先并沒有向軍部報告”?!?/blockquote>

按日本著名歷史學家井上清說法,日本軍部事前將一些侵華最積極的少壯派軍官

【“調充關東軍(配置于關東州和滿鐵沿線的日軍)的參謀等職,擔任放火的角色。他們(即軍部派到關東軍去的少壯派軍官們——葉注)認為燃起侵略的兇焰是自己的任務,與盤踞中央要職的伙伴們同謀,計劃挑起戰爭”(井上清《日本近代史》,商務印書館1959年版279頁)?!?/blockquote>

井上清說法與文貝完全不同,在這里,井上清將日本軍部要求和具體實施這種要求的關東軍少壯派軍官的關系,講述得很清楚:日本軍部高官和關東軍的少壯派軍官間是指使和具體擬計劃的“同謀”伙伴關系。最近些年常見的說法都是只聚焦關東軍的幾個少壯派軍官,忽視了從歷史大環境和日本幾十年的一貫對華侵略行為出發來講述,掩蓋了日本帝國主義國家的責任。因此這種講述是很錯誤的。

由中國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編寫的 《中國抗日戰爭全史》,則更為詳細表述了九一八前關東軍和日本軍部分工并共同謀劃侵略東北具體計劃的事實?!吨袊谷諔馉幦贰穼懙溃?/p>

【“(1931年)4月,關東軍作戰主任參謀石原莞爾,在他提出的《解決滿蒙問題的戰爭計劃大綱》中,強調占領滿蒙地區‘不只對于戰爭命運有著重大影響,且關系到帝國的百年大計。’[角田順:《石原莞爾資料·國防論策》,原書房,1971年版,第71頁。]5月29日,關東軍司令官菱刈隆在一次會上說:‘唯滿蒙之地,與帝國之國防及帝國之生存具有很深的特殊關系,不可以單純之經濟觀點視之’,‘對滿蒙問題作根本性的解決,實乃完成帝國崇高使命之第一步’。[〔日〕《現代史資料》7。美鈴書房,1985年版,第145頁。]6月19日,日軍制訂《對滿蒙方策》。然后,在參謀部新任作戰部長建川美次主持下,由陸軍省軍事科長永田鐵山、人事科長岡村寧次、參謀部編制科長山脅正隆、歐美科長渡久雄和中國科長重藤千秋等組成所謂‘五科長會議’,經反復研究,改為《解決滿洲問題方策大綱》。這個秘密文件,明確規定了有關侵略中國東北的方針、步驟和措施,并確定將‘采取軍事行動’。
這實際上是日本帝國主義以武力侵占中國東北的行動綱領。7月31日,日本陸軍省密召關東軍參謀長三宅光治回東京,將這個《解決滿洲問題方策大綱》作為指令下達。8月3日,日本陸軍在東京召集軍司令官[此處指關東軍、朝鮮軍、臺灣軍司令官。]和師長會議,傳達在滿洲作戰的計劃。裕仁天皇分別接見各司令官,暗示了他知道并且批準預定在最近將來發生的事件。次日,日本陸軍大臣南次郎在會議致詞中說:“滿蒙問題只能用武力解決”,并勉勵軍人善盡‘應變責任’。[《現代史資料》7。美鈴書房,1985年版,第150頁。]9月6日,日本政友會頭目森格公開發表題為《緊迫的滿蒙對策》的文章,聲稱:‘日本消耗了20億的國家經費,以10萬同胞鮮血,好容易才把俄國的勢力,從日本之生命線和滿洲人故鄉的滿洲驅逐出去;并以和平的開發政策,取代武力的封鎖政策,在滿洲各地進行經濟建設’。9日,他又在名古屋市舉行的一次講演中說:‘滿蒙并非中國的領土,滿洲作為清朝始祖即愛新覺羅氏的發祥地,是滿族的領土’。[〔日〕山浦貫一:《森恪》,第995~996,第993~994頁。]”】

由《中國抗日戰爭全史》可看出,不管是日本軍部還是在中國東北駐軍,一直在謀劃侵略中國東北的實施計劃并協調。“裕仁天皇分別接見各司令官,暗示了他知道并且批準預定在最近將來發生的事件”,日本資產階級政黨代表在九一八前搖旗吶喊以為日軍即將發動的侵略進行輿論準備。這些事實都表明九一八發生前,日本帝國主義已從整個國家層面做了充分準備,根本不是幾個關東軍軍官私下準備發動。

文貝還寫道,

【“歷史來看,九一八事變雖然是幾位少壯派軍官策劃的,沒有得到東京大本營的指示。但是,成立滿洲國,解決滿蒙問題是日本政府的既定方針。軍部好戰分子只是把這種方針提前實施。在中國政府軟弱不抵抗下,歪打正著的迅速完成了日本占領東北的戰略企圖。”】

九一八事變時,根本沒有“東京大本營”,所以不存在文貝“沒有得到東京大本營的指示”一說。據我看到的資料,在好幾年以后,戰爭擴大,日本才設立大本營(以前在日俄戰爭等時,日本也設立大本營。即大本營是戰時機構)。文貝既然說“解決滿蒙問題是日本政府的既定方針”,就不應再去突出什么少數關東軍參謀軍“策劃”之類的。軍事首長和參謀關系就首長提出總體要求,參謀應擬定實現這總體要求的具體方案。希特勒突襲波蘭、法國、蘇聯,都是希特勒提出總體要求,而參謀們擬出實現這總體要求的具體方案。但發動戰爭的是希特勒統治集團,沒多少人會忽略希特勒統治集團而聚焦擬定具體方案的參謀(或高參)們。而在九一八事變中,最近些年常見的說法卻是聚焦擬定具體方案的參謀們而忽略日本統治集團,忽略日本幾十年來的侵略歷史。這種糾纏于某些少壯派軍官具體擬定行動方案這一細節,卻不將整個事件放到當時國際國內歷史大環境去理解(即將整個事件與當時國際國內歷史大環境相隔離)的做法是錯誤的。

日本軍部不但派一些侵華最積極的少壯派軍官調充關東軍的參謀等職,“擔任放火的角色”,而且事件前軍事準備,也應是軍部決定的。如前所述,1931年8月,日本在東京召開高級軍官會議時,

【“裕仁天皇分別接見各司令官,暗示了他知道并且批準預定在最近將來發生的事件”(井上清《日本近代史》第280頁)】

次日,

【“陸軍大臣南次郎大將在師團長會議上訓示說:‘軍人干預政治是當然的,滿蒙問題只有用武力解決’”(井上清《日本近代史》第280頁)?!?/blockquote>

天皇“暗示了他知道并且批準預定在最近將來發生的事件”,這事件計劃應是軍部提供(或關東軍擬定,軍部認可后轉呈天皇的)。次日,陸軍大臣在軍隊高級領導會上作出“滿蒙問題只有用武力解決”的決定。天皇“批準預定在最近將來發生的事件”和次日陸軍大臣在軍隊高級領導會上作出“滿蒙問題只有用武力解決”的決定,必然有相應的軍事準備。這個準備也是國家層面的準備,不是關東軍幾個中級軍官的私下準備。而天皇批準和陸軍大臣訓示不久的9月,關東軍就實施了“用武力解決”的行動。這中間的關系更證明九一八的關東軍侵略,就是實施天皇批準和陸軍大臣決定的“用武力解決”的行動。

九一八前關東軍的準備不可能完全保得住秘密。日本共產黨事前就有透露并明確反對。

【“九一八事變爆發前2個月,共產黨機關報‘赤旗‘就透露了日本最近將在中國東北發動戰爭,并組織了反戰的斗爭“(《日本近代史》第285頁)”】

《南方周末》為蔣介石辯護的《“九一八”事變前后的張學良和蔣介石》也說:

【“(九一八之前,)國民政府情報機關發現……關東軍‘事先不通知即進行軍事演習’事件,日本還陸續向南滿輸送大批兵員與軍火,東北形勢趨于緊張”?!?/blockquote>

日本共產黨和國民黨都有察覺,說日本政府不知道日本關東軍將行動就是假話。只是日本政府知道日本關東軍將行動,但不知關東軍何時以何種方式行動的細節,是可能的。

現在一些文章常將上世紀30年代的日本軍方稱為“激進派”,將當時日本政府中非軍方閣員稱為“穩健派”。但不管“激進派”還是“穩健派”,他們都主張侵略中國,他們的差別主要是采取侵略的方式方法和時機掌握上的不同。這尤如二戰后美國統治階級中“鷹派”、“鴿派”的區別只是策略和時機上不同,不是一派要侵略而另一派要和平。除無產階級政黨——日本共產黨反對日本侵華戰爭外,日本資產階級政黨和日本文職高官都支持了日本侵華戰爭,這也表現了日本侵華戰爭的階級性。日本資產階級政黨和文職高官與軍部差別,總體看,也就是所謂“穩健派”與“激進派”差別,是侵略的方式方法和時機掌握上的不同。而只將侵華戰爭歸于軍方中的“激進派”,日本侵華戰爭的階級性、社會性也就被掩蓋了。

對日本陸軍準備在東北進行侵略,當時的日本政府和政黨這些所謂“穩健派”又是何種態度呢?井上清在下面的講述中,講到這些所謂“穩健派”和軍部一樣的“決心要在最近發動侵略滿洲的戰爭”的態度。井上清寫道:

【“(日本)政府和政黨都完全沒有認真努力制止軍隊的這一行動。……幣原外相在內閣會議上,雖提請南陸相注意:陸相的訓示(即南次郎在師團長會議上訓示‘滿蒙問題只有用武力解決’。陸軍大臣也有稱為陸相的——葉注)如對外公開發表恐不妥當等等,但對其內容并未反對。自稱不干涉中國內政的幣原外相也于1930年12月,就中國方面計劃建設威脅滿鐵壟斷地位的鐵路一事,訓令駐外機構,說可‘采取一切手段’阻止此事等等。
此外,若槻首相對其在8月民政黨大會的講演稿,要求內閣會議的諒解,其中也談到‘在處理中國問題上,如有不當不法之處,為了保衛國家的生存,你必須不惜任何犧牲,勇敢奮起。國民不能對此準備有所松懈。’鼓勵積極準備戰爭。8月31日,在政友會的干部會上,森格等人的滿蒙調查團報告說,在滿蒙‘事實上已處于交戰前夕狀態’,‘確信為了把日華關系恢復到合理的的位置上,必須有待于國力的發動。’而干部會也承認了這種看法。
總之,包括幣原外相在內,無論是政府還是執政黨的民政黨,也都和軍部及政友會一樣,決心要在最近發動侵略滿洲的戰爭,并進行了準備,還向這方面轉移國民的注意力。”(井上清著《日本歷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873、874頁)】

日本政府首相公開要求“在處理中國問題上,如有不當不法之處”也要支持的講話,說明所謂“穩健派”的日本政府,在侵略本質上與軍部是一樣的。

但是,

【“(9月)19日上午10時,日本內閣召開緊急會議,討論關東軍關于‘柳條湖事件’的報告。在內閣會議上,若槻禮次郎首相和陸相南次郎均認為關東軍發動武力是為了‘自衛’。對此,內閣決定采取‘不擴大’方針。會后,日本陸相和參謀總長馬上分別向關東軍發了電報,傳達內閣‘不擴大’方針,同時贊揚關東軍的‘決心和措施是適宜的’,‘提高了日軍的威望’,這無疑縱容和支持了關東軍的行動。”(朱曉艷,班惠英著,侵華日軍主要將帥的最后結局,華文出版社,2011.03,第76頁)】

文貝只談日本表面宣布的“不擴大”方針,不談“在內閣會議上,若槻禮次郎首相和陸相南次郎均認為關東軍發動武力是為了‘自衛’”,不談“日本陸相和參謀總長……同時贊揚關東軍的‘決心和措施是適宜的’,‘提高了日軍的威望’”。這“縱容和支持了關東軍的行動”的講話,客觀上這是無視事實粉飾日本帝國主義國家機關。關于日本內閣“不擴大”方針,不應作出過分解讀(猶如不應過分解讀美國說它不在釣魚島上選邊站隊講話,而無視美國實際上支持日本)。幣原外相在內閣會議上提請南陸相注意其“滿蒙問題只有用武力解決”的訓示如對外公開發表恐不妥當,因此九一八后日本內閣公開發表“妥當”的“不擴大”方針是裝飾門面(以免在國際上較被動),暗底下是縱容支持關東軍侵略。

從以下的一些資料,我們可以看出日本統治集團對關東軍發動的九一八侵略是非常欣賞的,而不是反對。從這也可看出,九一八侵略并不只是關東軍幾個少壯派軍官違背統治集團意志的擅自行為,而是體現了日本統治集團意志的行為。

2014年3月12日三聯生活周刊的《1932年:國難之下蔣介石的機會》講:

【“‘天皇不知道,正是他上個月所表彰的坂垣利用海軍爭風吃醋挑起了這一天的進攻上海。’齊福霖說:‘九一八事變后關東軍獲得大量的獎賞并被日本本土看作是英雄使得當時海軍眼紅。’”】

從這可看出,日本天皇表彰了參與具體策劃九一八事件的板垣征四郎(文貝稱九一八“事件是以石原莞爾、板垣征四郎、花谷正、今田新太郎四人為核心策劃的”)。而“‘九一八事變’后關東軍獲得大量的獎賞并被日本本土看作是英雄使得當時海軍眼紅”,則更是表明日本統治集團高度評價日本關東軍實施的“九一八事變”。這里日本統治集團并未將此事看作關東軍幾個少壯派軍官的犯上擅自行為,而是認為關東軍侵略是在實施英勇并正確的行為而予“表彰”和“大量的獎賞”。

因此,近些年在講述九一八事變時,聚焦關東軍幾個少壯派軍官而忽視從當時國際國內大環境(包括當時資本主義危機環境)去解讀九一八事變,其講述既違反歷史事實,政治上也是錯誤的。

【葉勁松,察網專欄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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