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中寧:西方主義與文明沖突——西方疫情對策分析之五

黃禍論也好,中國威脅論也好,其背后是西方人深深的恐懼和自卑,它來源于歷史,也來源于現實,還來源于西方人日常生活的觀察。一個人口數比所有西方國家的人口還要多好幾億的單一國家,其巨大規模和極高素質的疊加所展示出來的強大潛力怎么可能讓西方國家放下心來呢?

特朗普政府對中國的栽贓陷害,是一種選舉政治的需求,也是美國國家戰略的需求,還是美國企圖整合整個西方的文化需求。中國的一些學者認定,西方制造中國威脅論,是由于中國的快速崛起,這種認識非常短視,缺乏歷史縱深感,應該說只說對了一半,因為中國威脅論在19世紀中國國力最弱,受到西方列強欺負時就已經存在。而西方對中國的恐懼,至少已經存在1500年了。

一、黃禍論和西方主義

1895年,德國皇帝威廉二世開始在公開場合提出“黃禍”(Die Gelbe Gefahr)說法,并命令宮廷畫家赫爾曼·奈克法斯(HermanKnackfuss)根據他想象中的黃禍景象畫一幅畫,制版印刷后送給他的親友大臣和歐洲其他主要國家的統治者們。畫名就叫“黃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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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中七位天使一樣的人物分別代表德、英、法、意、奧、俄七個西方國家,她們拿著長矛與盾牌站在一處懸崖上,頭頂是一個大十字架的背景,大天使米歇爾(Archangel Michael)站在崖邊,大家面前,表情嚴肅而神圣地說:

【“歐洲國家聯合起來!保衛你們的信仰與你們的家園!”】

在懸崖深澗、隱約的山河城廓的那一邊,半空中懸著一團奇形怪狀的烏云,烏云中心閃現著一團火焰中佛陀的坐像,騎在一條中國式的惡龍身上。

威廉二世的意圖非常明顯,這就是要整合西方力量來對付異教徒中國。奇怪的是當時的中國已經衰敗不堪,被西方已經打得千瘡百孔,只是還沒有分裂,沒有變成完全的殖民地。1901年清末攝政王載灃被迫遠赴德國賠罪道歉,德皇逼其下跪,載灃堅拒不跪。面對這樣的中國,西方為什么還有一種文化團結的緊迫感呢?

第一個原因是歷史記憶,這是西方揮之不去的噩夢。西方歷史上唯一的統一大帝國羅馬帝國,就是被中國或者是西方認為的中國間接消滅的,從此以后西方再也沒有統一過,在西方真正的學者眼里,東西方交往的幾千年史,西方始終是失敗者。

早在羅馬帝國全盛時期,羅馬就因為進口絲綢而消耗了大量黃金儲備。當時西方的衣服就是麻袋片兒,這些麻制品粗糙而鄙陋,看看關于十字軍的電影,一直到公元12世紀,英國獅心王理查穿的都是麻袋片兒。

當凱撒穿著用重金購買的絲綢長袍出現在元老院時,元老院一片歡呼,穿絲綢服裝成了羅馬貴族最主要的身份象征。直到16世紀查士丁尼派了兩個僧侶到中國,偷得蠶卵放在手杖中帶到東羅馬帝國,西方人才開始自己制造絲綢。羅馬帝國時期就有人認為,羅馬與中國的貿易使羅馬帝國的黃金儲備大量損失,是羅馬帝國衰敗的原因之一。顯然今天中美貿易逆差給美國造成損失的言論古已有之。

但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西方遭受的三次毀滅性的打擊都與中國有關。

一次是公元五世紀,匈人阿提拉(Attila)掃蕩歐洲,迫使日耳曼人民族大遷徙,不斷侵犯羅馬帝國,并最終消滅了西羅馬帝國。阿提拉被日耳曼蠻族和羅馬人稱為“上帝之鞭”,可見歐洲人對他的恐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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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描繪阿提拉征戰繪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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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美國出版的書《阿提拉,上帝之鞭》封面)

所謂匈人,歐洲中世紀的記載認為就是匈奴人,描述的裝扮也與匈奴人類似,但現代史學認為無法確定。有不少觀點認為,匈人就是北匈奴的一只,由于漢朝對匈奴戰爭的接連勝利,迫使南匈奴歸降稱臣,北匈奴不斷西遷,與烏拉爾山以西的白種人有一定融合。無論學術上怎樣看,在西方的歷史記憶中,這是東方的黃種人或者說是中國人第一次對西方的大掃蕩。

第二次“黃禍”發生在11世紀至12世紀。隋唐兩代,東突厥、西突厥和后突厥相繼被滅,突厥人被迫向遠西遷移,建立的奧斯曼帝國滅亡了東羅馬帝國,后來又打到了維也納城下,嚴重削弱了自稱是羅馬帝國的繼承者,實際上是以日耳曼蠻族為中心的一個西方民族脆弱聯盟的神圣羅馬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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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史書認為突厥人是匈奴人的旁系。

第三次“黃禍”發生在13世紀:成吉思汗的蒙古橫掃歐亞大陸,這不用多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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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羅馬帝國時期將歐洲北部草原上的蠻族稱為日耳曼人一樣,秦漢帝國時期將亞洲北部草原上的蠻族稱為匈奴人。根據基因考古學,日耳曼人最早也生活在亞洲北部,是不斷受到匈奴人的打擊和擠壓才遷到歐洲北部去的。

日耳曼人滅羅馬帝國之后,希臘羅馬文明失傳了1000年,文藝復興之后,日耳曼人從阿拉伯人那里拾起了一些希臘羅馬文明的皮毛,與他們的野蠻性相融合,并以他們自己的野蠻性為核心,構成了西方文化。所以西方文化和希臘羅馬文明不是一回事,也構不成傳遞關系,認為西方文化是一脈相承的人,缺少最基本的歷史常識。

西方文化并非沒有可取之處,他們從阿拉伯人那里抄來的希臘羅馬文化和他們創造的工業文明,都對人類做出了巨大貢獻。但是,西方文化的本質只有兩個字:野蠻。希臘羅馬的奴隸制(從原始部落時代繼承下來的)、西方中世紀的農奴制、美國的現代奴隸制、種族主義、新教主義、資本主義、西方主義、國家主義,一直到特朗普主義,它們的核心價值就是野蠻。盡管應該承認西方在努力掙脫野蠻,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社會主義在歐洲和在美國的部分成功那樣,但是他們總是要回歸野蠻。

二、東方主義與西方主義的根本區別

據《史記》記載,匈奴人是夏人,是夏朝人被商朝人打敗之后遷徙到北部的?,F代考古學發現,匈奴人或至少匈奴人的一部分,是從定居文明轉化成游牧民族的。雷蒙德在他的書中指出,東南亞的早期土著是小黑人,后來被從中國遷去的人混血和同化。也就是說,很可能東北亞和東南亞這塊地方,現在的民族都是從中國的中原地區遷徙過去的。

據中國史書記載,中原的部落首領為蚩尤,統領的部落有100多個,其中比較強大的是黎民,炎帝和黃帝聯手打敗蚩尤,蚩尤統領的大部分部落融合成為了炎黃子孫,所以稱為黎民百姓。少部分部落南遷、西遷、北遷,形成了今天亞洲東部的各民族。

在中國境內的各民族最終仍然融合成炎黃子孫,這包括中國北部匈奴人的各分支后裔,如東匈奴、東突厥,以及部分蒙古族人和大部分滿族人等等。

廣義上說,整個亞洲東部或者說是黃種人,實際上都是炎黃子孫,盡管中國境外的各民族并不承認,但是歷史很可能就是這樣。從基因學上說,亞洲的血統關系還沒有完全搞清楚,但已有的證據支持這一趨向。西方人把我們這個人種命名為蒙古人種,漢藏語系,而從文化學上說,他們認為黃種人就是中國人。

這是東方和西方根本的不同。白種人雅利安人在公元前1500年進入印度后,建立了種性制度,部落、民族的融合少且慢,至今印度的土著人仍然存在,他們就是印度的賤民階級,3500年來始終過著悲慘的生活。種族歧視、種族隔離是融在白種人的血液中的。

但是在東方,土著人早已經找不到了,民族融合是東方的基本文化特征,盡管東方存在許多民族,但所有民族都“雜種”化了,這使得東方民族有許多相近的文化特點,正像杜特爾特總統所說,我們東方民族不傲慢,不好戰,杜特爾特的這個概括非常貼切。

日耳曼人滅掉羅馬帝國之后西方黑暗的1000年和中國北方民族侵入中國后被同化,形成了截然不同的兩種歷史,它實際上說明了希臘羅馬文化的短命和中華文化生命力的強大。誰能預計即便黃種人被白種人打敗,而白種人終將會被黃種人同化呢?誰能預計即便中國被西方打敗,而西方終會變成中國呢?作為黃種人和中國人,我們當然不能這樣自大無邊,但你不能禁止別人這樣想。

這就是黃禍論和中國威脅論的歷史和文化根源,其深厚程度不是短短兩三百年西方占據優勢的歷史可以改變的,當然更不是當代中國崛起之后西方可以忽視的,特別是它還被一些理論和現實所加強。

三、規模與智慧的差距

著名的無政府主義者,俄國人巴枯寧在其1873年出版的《國家制度和無政府狀態》一書中認為:

【“有些人估計中國有四億人口,另一些人估計有六億人口,他們十分擁擠地居住在帝國境內,于是現在越來越多的人以不可阻擋之勢大批向外移民……這就是來自東方的幾乎是不可避免地威脅著我們的危險。輕視中國人是錯誤的。中國人是可怕的。”】

1902年9月2日德國威廉二世在致俄國尼古拉二世的信函中說:

【“二千至三千萬受過訓練的中國人,由六個日本師團加以協助,由優秀、勇敢而仇恨基督教的日本軍官指揮,這個前景默察起來是不能不讓人焦慮的”,“事實上,這就是我在幾年前所描繪的那個黃禍正在成為現實”?!?/blockquote>

威廉二世認為,西方幾個大國聯合起來,“無疑是‘白種’反對‘黃種’”。

19世紀西方人種學興起后,西方人認為日耳曼人的腦容量要高于中國人和黑人,這成了西方種族優越論的根據。但是20世紀通過對全球2萬具現代人頭骨展開的調查發現,東亞人的顱腔容積平均為1415立方厘米,而歐洲人為1362,非洲人為1268。雖然人種論并不是科學,但是按人種論的依據,東亞人比歐洲人更聰明,種族更優越,這對西方的種族優越論是一個重大打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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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紀末期,美國人就發現中國人的確與眾不同。美國鐵路的最艱險地段,換了不同的人種都做不了,但是身形瘦小的中國人特別吃苦耐勞,不但完成了鐵路修建,而且完工后用掙到的錢迅速在美國的城市扎下根來,他們不但吃苦耐勞,而且特別聰明,使白種工人受到了巨大威脅,白人工會發起了抵制華人的運動,迫使國會通過了“排華法案”,這是西方歷史上唯一的不允許其他民族進入西方社會的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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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一個白人朋友就跟我們說過,他特別恨中國人,因為他上過的學校,中國人總在前三名?,F在美國平均收入最高的人種就是中國人,連猶太人都比下去了。中國人又聰明又吃苦耐勞,現在已經成了美國社會的共識。

所以黃禍論也好,中國威脅論也好,其背后是西方人深深的恐懼和自卑,它來源于歷史,也來源于現實,還來源于西方人日常生活的觀察。一個人口數比所有西方國家的人口還要多好幾億的單一國家,其巨大規模和極高素質的疊加所展示出來的強大潛力怎么可能讓西方國家放下心來呢?

四、西方主義始終受到西方國家主義的破局,但西方主義是西方國家主義的根基

在2000多年前就已發生部族和民族融合、具有強大國家內聚力的中國面前,由日耳曼蠻族各部落所形成的西方始終是一盤散沙。不但他們始終沒有能夠融合成為一個國家,而且相互之間征戰掠奪了幾千年,積蓄下了民族和國家之間的仇恨底蘊。德國皇帝自認為是神圣羅馬帝國的繼承者,企圖用黃禍論來整合西方,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慘烈程度證明這是癡心妄想。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國以其巨大的經濟軍事實力,總算是實現了日耳曼蠻族在20世紀的“部落聯盟”,給世界定了有利于自己的規矩。但是這個聯盟從一開始就是不平等的,它是黑老大和小兄弟之間的關系。這個黑老大能夠擺平小兄弟們之間的歷史積怨,不像狡猾的和毫無道德感的英國那樣,由于自身的實力不足,總是挑撥歐洲大陸國家之間的矛盾。歐洲大陸在美國的統治下,幾千年來終于進入難得的和平時期,所以他們認為付出主權代價、經濟軍事代價都是值得的。

羅馬帝國后,美國在西方歷史上第一次統一了西方,建立起一個看似牢不可破的西方聯盟。但是這個聯盟僅僅存在了半個多世紀就受到了重大打擊。由于西方國家從日耳曼蠻族時期繼承下來的部落主義和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國家主義根深蒂固,西方力量的整合正現出瓦解的跡象,而特朗普主義正在加速這個過程。

但是西方難以整合并不證明不存在西方主義。主張西方主義者主要是西方的知識分子,他們掌握著整個西方的話語權,在西方政治上種族主義和國家主義抬頭、內部政治力量重新組合的今天,他們所主張的文化優越論和制度優越論受到了打擊,盡管這兩個優越論都是從種族優越論發展而來的。

對東方、對中國的歷史和現實恐懼,包括奧巴馬所說的,對資源稀缺所必然引起的資源爭奪的恐懼,是不太為人所知的西方主義的來源之一。而種族優越論、文化優越論和制度優越論是我經常說起的并廣為人知的西方主義的另一個來源。有些西方著名的知識分子,例如杰克·倫敦是公開持有種族主義的。還有相當多的知識分子,或者說是絕大部分西方知識分子,口頭上是反對種族主義的,但他們的成長環境使他們不可能不是種族主義的,他們的區別不在內心,而在口頭。

總體上說,西方主義是建立在種族主義基礎上的。歷史和現實的恐懼,是西方主義現實主義的來源,而優越論是西方主義理想主義的來源。交織著恐懼與輕蔑的種族主義的西方主義是一個完整的整體,是建立在文明差別基礎上的。只要這個差別沒有消失,西方的這種充滿了內部矛盾的文化情緒就不可能消失。而文明的差別是永遠也消失不了的,只不過隨著東方的壯大,西方的恐懼感會與日俱增。

中國與美國的博弈,看上去是大國博弈,是中國與特朗普主義的博弈,但是它的底蘊是文明沖突,盡管現在西方的裂痕看起來越來越大,盡管中國國家戰略的一個重要方面是盡可能少的樹立敵人,盡管特朗普主義使中國最擔心的西方整合沒有發生,盡管公開提文明沖突和西方主義是不策略的,但這并不意味著中國在謀劃自己的戰略時,可以忽視文明沖突和西方主義的存在。

任何忽視西方主義和文明沖突的想法,都是淺薄的,缺乏歷史和文化深重感的。在中國與美國的國家主義和特朗普主義進行博弈的時候,如果不把文明沖突和西方主義作為戰略的一個底層思考,都是沒有戰略眼光而拘泥于策略的??上У氖?,中國許多所謂戰略學家都是在西方所謂戰略學框框里進行思考的人,語境都是西方式的。他們從來沒想過強者的戰略思維與弱者的戰略思維是完全不同的。他們和其他人文學科的所謂學者一樣,沒有跳出西方框框的能力,沒有獨立思考的能力。

只有在西方主義的基礎上來思考關于國家主義和特朗普主義的問題,才能抓住問題的實質。特朗普主義,特別是特朗普政府在新冠疫情中的拙劣表現和毫不遮掩的謊言和誹謗,看起來并沒有得到多少歐洲的響應。但并不是歐洲不想趁機撈一把,而是美國的赤裸裸的國家主義引起了歐洲的警惕,而實在過于拙劣的特朗普主義,把歐洲也作為打擊目標,使歐洲無法跟從美國的腳步。

也就是說并非西方主義不存在,而是美國的國家主義和特朗普主義瓦解了西方主義。所以需要分析美國的國家主義、特朗普主義與西方主義之間的關系。這個問題我們下次再說。

2020.0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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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西方主義與文明沖突——西方疫情對策分析之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