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西方到中國,新冠肺炎疫情中的“國民素質”真相

我曾經從中國到西方,如今又從西方回到中國,我和很多人都說過,公知們口中的“高質西方”根本就不存在,但很多人都不信。如今這場新冠肺炎疫情,算是最好的比照了,我也省了許多的口舌。至少短時期內,公知們還無法解釋:整體素質更高的西方社會,為何在這場公平的疫情中,敗得如此慘烈?

在媚外公知的口中,西方國家的國民素質都遠超中國,而中國人卻被他們貼上各種“劣根性”的標簽,能貶就貶,好像天生有原罪一樣。那么,真相是什么?

對于所謂的“中國人的劣根性”的背后真相,我在《在國外生活多年后,談一談“中國人的劣根性”問題》這篇文章中已經詳細解讀過了,那些所謂的“西方高素質”與“中國低素質”的極端對比,都是嚴重失實的洗腦性定向推文,意在打壓中國人的民族自信,抹殺中國人的種族認同與國家認同,以達到西方長期以來的“精神殖民”的目的。

從西方到中國,新冠肺炎疫情中的“國民素質”真相

▲此前文章部分內容截圖。

但遺憾的是,筆者之前的那篇文章,雖然以很多親眼所見的事實批駁了媚外作家柏楊(出版《丑陋的中國人》一書的臺灣作家)等人荒謬可笑的滿口胡言,算是有理有據,但很遺憾的是,在那股龐大的勢力面前,筆者仍是人微言輕,數以百萬計的閱讀量不僅沒有引起太多的關注與改變,反而還被許多公知體人群圍攻謾罵,甚至被不明勢力投訴至“違規下架”。

從西方到中國,新冠肺炎疫情中的“國民素質”真相

▲個別不明勢力似乎并不希望我們闡述一個“真實的世界”。

那篇文章最早被封的時候,我確實是傷心的。我不僅傷神于“精神跪族”的勢力太大,更氣憤于個別商媒的為虎作倀之舉。但后來想想,有些多年腐蝕的病根也不是一時半會能治好的,于是筆者便想著真假自有定理,時間與事實終會說明一切。

果不其然,數月后的一場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把輿論場上關于“素質”問題的真真假假都打了個水落石出,公知和西方媒體口中的“高質西方”與“低質中國”在現實面前居然有了截然相反的表現。

這樣的“現實打臉”是非常明顯的,正如人們所見的那樣,一二月份中國疫情爆發期間各路“大師”都鉚足了勁地火上澆油,假作正義之士的姿態懟天懟地懟宇宙,把整個中國懟得一無是處,上到國家體制,下到公民素質,全都被抹上了“低質”的標簽。

甚至有個別大學的教授口出狂言:要是發生在西方,定不會亂成這樣,西方的體制與國民素質非我們能比的。

可你說巧不巧,這各路“大師”話音剛落,那邊西方的疫情就一發不可收拾,傳說中的“高質西方”一敗涂地。這可不好,畢竟這和西方基本沒有劣根性的“高質社會”形象有著太大的差異,任是公知的嘴再利索,也圓不過去了。

從西方到中國,新冠肺炎疫情中的“國民素質”真相

1:西方的國民素質真更高嗎?

西方社會民眾的國民素質“比中國高很多”,這一說法可不是單純來源于中國公知,在整個西方輿論氛圍中,這一說辭是普遍性的。

就比如在西方疫情爆發源點之一的米蘭,最初的時候該市不僅地區媒體和政客對外宣稱“中國疫情嚴重是因為中國人素質不高所致”,就連專業的醫學專家、頂尖醫療機構SACCO醫院的疾控中心主任Gismondo也公開表示:國民素質更高的西方發達國家不會出現中國那種疫情嚴重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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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smondo接受媒體采訪的“狂言”現場。

而類似的觀點,前期也在德國、法國、英國、美國等許多西方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出現,在西方的主流輿論中,前期政客和媒體普遍認為中國疫情嚴重是“公民素質差”所致,例如不愛衛生、生活條件差、科學素養不高等。

他們這樣的說辭其實不是全然沒有道理,如果放在解放前,中國還不能和平安定、酒足飯飽的年代,國民的基礎素質的確是遠落后于西方,包括民眾的科學素養、基礎的文明建設等各方面都無法與西方相提并論,這是由經濟基礎建設決定的。

但放在今天,如果還拿這樣的觀點下定義去看待中西方國民素質差異,那就是有點自欺欺人了。畢竟在新中國成立后的數十年時間里,中國科教發展、文明建設都是突飛猛進的。

從筆者這幾年的觀察來看,中國當前的國民素質水平并不輸西方,也不見得西方國民素質普遍高于中國。你可以說中國人駕車的交通文明不如西方人,你也可以說中國的垃圾分類文明建設遠落后于歐美,你也能說中國國民的文藝素養尚不及西方,但你不能因為這些局部的客觀差異問題而全然地肯定或否定某一群體。

畢竟,法國巴黎地鐵里明目張膽逃票已不是什么秘密,美國紐約地鐵的衛生狀況堪憂已是公開的事實,意大利城市街頭的偷盜猖獗早就名聲在外,英國倫敦街頭偶爾彌散的騷臭味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了,不該闖紅燈的照樣闖,街頭暴力、毒品交易更是平常的普通事件。這些也是西方社會文明的真實一面,西方媒體和中國公知們為何閉口不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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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也納街頭地面煙頭很多,停在路邊的自行車也被糟踐得不忍直視。圖由郎君現場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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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街頭一景,這種現象不算普遍存在,但歐美許多城市的衛生狀況并不是很好。

其實我們也無需去辯駁其他的,新冠肺炎疫情已經給出了非常醒目的對比:

當新冠肺炎疫情出現的時候,中國民眾顯然展現出了極高的科學、醫學素養,也非常守規矩、積極配合社會各部門的防疫工作,用很短的時間便控制住了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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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配合醫護人員和政府部門完成抗議工作后,中國湖北民眾自發走上街頭夾道歡送抗疫英雄。

而在西方,我們看到西方社會群眾對于病毒顯得普遍的無知,而且非常不配合政府等相關部門的防疫工作,我行我素的群體占了很大一部分,以至于很多積極的防疫措施都以失敗告終,致使疫情泛濫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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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一線醫護人員、防疫組織唱反調的西方“自由主義”群眾。他們不僅不佩戴口罩、反封鎖,還譴責防疫人員“危言聳聽”。

這樣直觀的兩相對比,足以看出國民素質高低之別。至少說,在科學認知事物發展、科學應對突發事件、文明做好公民義務的諸多問題上,中國的國民素質已不輸西方,甚至是遠高于西方。

2:西方的民眾更恪守規矩嗎?

以往我們總是會聽到這樣的論調:美國人更守規矩,中國人從不講規矩;歐洲人的規矩好,所以社會文明程度領先我們上百年······

諸如此類的論點,往往被先入為主地下定義:西方人比中國人文明,而西方人文明的根本在于西方人守規矩,這是中國人身上所沒有的精神。與此同時,公知們還會舉一些特定的例子以證明“整個西方社會都是這樣的”。

但事實肯定不是這樣的,因為一個社會不論多么文明,其組成一定是參差不齊的多元化的,有守規矩的人,就一定有不守規矩的人,不因社會性質和教化程度而發生本質的變化,唯一能改變的不過不過是“讓不守規矩的人口比例變小”。

這就好比在中國,疫情期間有99%的人守規矩,但也有1%的人不守規矩,就比如轟動一時的“鄭州毒王”、虛報瞞報的浙江青田歸國僑胞、以及那些不戴口罩闖商場大門的“自由主義者”。這些都是典型的不守規矩的“中國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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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這在中國畢竟只是極少數。但在西方,類似的不守規矩的比例卻遠高于中國,例如:意大利國民聚眾抗議封鎖、拒戴口罩;美國國民趁亂打劫、瘋狂“0元搶購”各大超市,持槍暴力抗議疫情封城;西班牙群眾想盡辦法避開檢查出門透氣,甚至不惜“遛布偶”(法律規定遛寵物可以外出);法國小城下令戴口罩,結果一半民眾不予理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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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封城期間不戴口罩搶劫超市的美國民眾。

這顯然不是守規矩的表現,而是恰恰相反的“挑戰規矩”的表現。不以大局為重,不顧他人感受,不體諒他人悲苦,卻一味我行我素以自我為中心,挑戰社會規章制度,亂了社會大局方針,甚至給他人帶去災禍——這,難倒就是所謂的西方高級規矩?

3:西方人的科學素養更高嗎?

我還沒來到西方的時候,和很多人一樣,會誤以為西方群眾的基礎科學素養遠高于中國人,但來到西方后發現,我們以往的認知都僅限于對“西方精英階層”的認知,并不是完整的西方社會。

而事實上,很多西方人的科學素養是極低的,例如不少人甚至認不清自己的國家地圖,許多人甚至連中國在哪、非洲是國家還是大洲都搞不清楚,更別提其他高深的科學理論。從某種程度上來講,愚昧無知確實在西方社會蔓延。

之所以會這樣,與西方社會長期的愚民教育脫不了關系,普通公立系統的教育水平是嚴重分化的,而且普遍水平低下,好學校恰恰是私立的、費用高昂的貴族學校。這也就導致了,在公立學校成長起來的底層普通孩子,科學素養不高。而長此以往,這也就成了如今西方社會普通階層的“科學素養狀態”。

而再加之西方媒體的偏頗報道,根本不能像中文媒體一樣,以客觀的角度報道世界的發展,就導致了這些在“愚民教育”中成長起來的群體,無法科學地認知世界。因此,在疫情中,當好心的中國人勸他們要注意病毒爆發的時候,他們投來的多是高傲的蔑視與愚蠢的嘲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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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媒體愚民式偏頗報道是普遍存在的,很少有客觀的內容。

無知與狂妄,往往是同時出現的。也因此,美國媒體和丹麥政府出面的民調均顯示,美國多數民眾都認為“美國的防疫工作做得比中國好”,甚至不少人和特朗普持一樣的觀點,認為“美國防疫是全世界做得最好的”。沒錯,就是那個確診超200萬,死亡十多萬的美利堅合眾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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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民調報道顯示,美國民眾多數認為“美國防控做得很好”,而且比中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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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人引以為豪的“美國疫情”狀況,到6月26日已經致死近13萬人。

而如果我們把時間往前推,便也不會覺得這樣的“民調”結果有何突兀之處。

畢竟,美國人請上“大法師”登臺,在電視里頭帶領民眾作法怒噴新冠病毒:天靈靈地靈靈,妖魔鬼怪快顯靈,啊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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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呢,用了幾個月時間,死了十幾萬人后,他們才搞清楚“戴口罩有用”。

從把新冠病毒當成普通流感宣傳,到把新冠疫情爆發歸結為種族因素;從請出牧師作法警告新冠病毒,到花費數月時間認定戴口罩有用,再到民調顯示“民眾很滿意”,這一系列不同尋常的現象和操作背后,其實就是國民基礎科學素養的問題。

因此,所謂的西方國民科學素養更高,不過就是一自吹自擂的謬論罷了。素養高的不過是精英,可不包括底層民眾。

寫在最后:

去年,我受人之托接待了來自中國某大學的訪問學者,在意大利米蘭街頭,這位學者看見了一個白人少年在撿拾過道上的垃圾,于是他頗為感慨地發出了這樣的感嘆:你說這里的人素質確實高很多哦,我們中國怕是再過很多年,也達不到人家這樣的水平。

我聽罷,以打趣的口吻回了一句:那么問題來了,高素質的人在撿垃圾,那滿地的煙頭和廢品都是誰丟的?

我以前的文章還提到過,有中國的“公知”到意大利逛了一圈,發現意大利鋪人行道的工人一天只鋪幾米,短短十來米的人行道要弄很久,于是就得出了這樣的結論:這里的基層工人都有百年工匠精神,精神和素質都是中國不能與之相提并論。

有趣的是,那段十幾米的地磚鋪了一個多月,沒多久就又變得崎嶇不平的了。好一個百年工程,尬得我們這些見證者不知如何表達內心的崇拜。

這種論調在西方疫情早期其實也出現過:西方人做事更嚴謹,社會保障體系更發達,民眾國民素質更高,和我們完全不一樣,所以他們到現在也沒有出現恐慌,這就是人家優秀的地方。

只可惜,后面這樣的論調都被打臉了,公知們的臉都腫得沒人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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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這些例子,我們不是要證明別人有哪些問題,也不是說別人身上沒有我們值得學習的地方,只是希望大家能清醒地、客觀地看待問題,而不是像那些公知一樣,看個皮囊就往上套。神化別人,從來都不是進步的階梯,但神化別人卻是很好的“精神奴化”教育。

我曾經從中國到西方,如今又從西方回到中國,我和很多人都說過,公知們口中的“高質西方”根本就不存在,但很多人都不信。如今這場新冠肺炎疫情,算是最好的比照了,我也省了許多的口舌。至少短時期內,公知們還無法解釋:整體素質更高的西方社會,為何在這場公平的疫情中,敗得如此慘烈?

【本文原載微信公眾號“郎言志”,授權察網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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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從西方到中國,新冠肺炎疫情中的“國民素質”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