邋遢道人:中西方新冠防疫差別咋這么大呢?

文明開始時中國人和西方人(兩河和尼羅河以及東地中海)需要解決的公共事務的各自特點,決定了兩邊人各自的國家組織和決策特點。先民時期,抵抗水旱災害和瘟疫是華夏地區的最主要公共事務。而消滅、奴役其他族群和防止其他族群消滅和奴役自己是西方先民最主要的公共事務。這兩種公共事務決定了兩邊的國家組織和決策選擇了不同的方式并影響至今。這是這次疫情期間雙方應對能力出現顯著差別的根本原因。

上一周,美國日平均新增患者重新回到3萬,達到37072人,比2個月前(8周前,4月26日前后)的一周日平均36039人還高出一千多人,正向每天4萬的臺階邁進。這意味著美國第一波疫情沒有控制住,經過兩個月的糾結,又反彈回去了。

邋遢道人:中西方新冠防疫差別咋這么大呢?

上周給道學院學生做個“從抗疫看中西方文化系統性差異”的講座,先描繪了中國與西方發達國家在抗疫方面的差異。為了說明各國政府對疫情的控制效果,貧道把各國疫情分為4個階段(峰值用時:開始到拐點;可控用時:峰值到峰值數的一半;低位用時:峰值的一半到1/4;清零用時:1/4到個位數)。

中國與西方六國疫情控制不同階段用時

邋遢道人:中西方新冠防疫差別咋這么大呢?

第一個階段稱為“峰值用時”,指疫情開始(每天幾十個)到拐點用了多長時間。拐點的出現意味著疫情惡化的局面被遏制了,情況開始向好的方向發展,是疫情控制最重要指標。

由于西方國家統計數字波動過大,貧道都取一周的日平均數。下面是中國和西方6國峰值用時比較:

中國用了15天;德國、意大利、英國、西班牙都用了28天,法國用了25天。當時的數字,美國用了56天才到峰值。中國比其他國家少用了一半時間。

第二個階段稱為“可控用時”,比如美國當時最高是36039人,此后連續數周都在2-3萬之間,但始終沒看到穩定下降到日均18000人的數字,未能達到“可控”水平。因此,6國中只有5國可以與中國相比。中國從峰值的3900下降到1400用了14天,德、法也是14天,西班牙21天、意大利35天、英國用了49天。

現在看來,還是用“峰值的一半”叫“可控”雖然謹慎,但還是沒估計到反復的嚴重性,美國連續兩個月低于峰值,結果出現新的最高點。而伊朗在3月底出現3186的最高點,持續下降1個月,最低降至峰值三分之一,但接著5月開始連續回升,6月初又創3500的新高。這樣看,把峰值的四分之一稱為“可控”才保險。

中國低位用時用了6天,德、法、西、意用了21天,英國28天。如果取消“峰值二分之一”。如果按上面分析,取消低位用時,把峰值到峰值的四分之一稱為“可控階段”,那么中國總計用了21天,德國是42天,西班牙49天,意大利63天,英國用了77天。

除了中國,西方國家還完成清零。中國從疫情開始到清零總計用了60天,西方國家估計很難在第二波疫情(秋冬季)到來前實現清零。

另一個可以對比政府防疫效果的是感染率(感染數/總人口)。中國感染率為:0.6/萬人。西方國家除德國為2.3/萬人外都是中國的幾十倍。法:24.3;意:39.7;英45;西:52.6,美國75,是中國的一百多倍。

大家會注意到,日本韓國這次抗疫效果也不錯,除了巴西,其他很多發展中國家也做得可以,最差的就是美國,其次是西歐諸國,甚至包括俄羅斯。也就是西方文明傳統重的國家在這次抗疫中顯得很臭。有人用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公有制與私有制來說事兒,貧道以為這樣分析不見得靠譜。貧道甚至認為就算蔣介石當政,慈禧太后領導,也不會糟到西方那么厲害的程度,上溯到秦皇漢武也不會搞差了。

這次防疫中國和西方有兩點差別很大:一是政府。疫情期間中國政府戰戰兢兢積極應對,西方政府反應遲鈍信心不足。中國政府令行禁止如臂指使,西方政府各自為政不斷扯皮。二是老百姓。反應迅速配合政府;西方老百姓反應遲鈍誰都不信。中國老百姓會對政府消極防疫不滿,西方老百姓也反政府,但都是抗疫政府防疫太積極。

這表明,政府權力大責任就大,權力小責任就小。權力太集中,有功勞都是你的,出了亂子責任也都是你的。反之亦然。

中國政府防疫搞成這樣是歷史傳統,貧道給道學院學生講了兩個小時,他們都很以為然。說清楚比較長,這里提示些要點:

大的道理是:自文明肇始(一般指國家形成),建立國家負責公共事務,這個差別就有了。不同的政府會有不同的組織形式:集權制和分權制,以及決策機制:專制和民主。是什么決定了組織和決策的形式呢?貧道以為是公共事務的不同決定的。不同的公共事務更適合不同的組織和決策方式。打個比方:你街上買雙襪子,打電話問老婆:買條紋的好還是純色的好?紅的還是……那邊肯定是:傻呀!這事兒還問我!要是你看中一套房子,當場就交了定金,就算你很當家,回家也會生氣的。貧道以為,是文明開始時中國人和西方人(兩河和尼羅河以及東地中海)需要解決的公共事務的各自特點,決定了兩邊人各自的國家組織和決策特點。先民時期,抵抗水旱災害和瘟疫是華夏地區的最主要公共事務。而消滅、奴役其他族群和防止其他族群消滅和奴役自己是西方先民最主要的公共事務。這兩種公共事務決定了兩邊的國家組織和決策選擇了不同的方式并影響至今。這是這次疫情期間雙方應對能力出現顯著差別的根本原因。

中西方早期的神話就差別很大。山海經幾個最經典的神話:女媧補天:抗洪;后羿射日:抗旱;神農嘗百草:治病防疫。包括共工、鯀和大禹堵和疏的不同治水方案,圍繞抗災的故事在國家形成時期比比皆是。甚至從史書上就能看出國家形成的抗災邏輯。

禹他爸鯀和共工都用堵(共工“壅防百川”《國語》;鯀“堙治水”《尚書》)的方法,禹用疏導(決九川距四海,浚賦治距川《尚書》)的方法,只是他比他爸聰明?《史記夏本紀》透露這樣信息:禹有“五功”,除了治水外還做了:定都陽城、分九州、征三苗、會諸侯于涂山四件事。建立國都是考古認定國家建立的標志性特征之一;分九州建立行政區劃打破部落分立的舉措;征三苗說明已經有了諸侯聯軍甚至國家常備軍;而會諸侯發生的事更說明問題:《國語》有“禹致群神來于會稽之山,防風氏后至,禹殺而戮”。部落首領開會遲到了抓住砍頭!沒有點王權恐怕不行!

大禹能用疏導的方法治水,與打破各自為政的部落體系有直接關系。河道怎么走怎么分布合理,與部落分布沒商量過。把甲部落的洪水積水通過乙部落地盤疏浚了,也許從此沒了水患,但這叫“以鄰為壑”(壑:排水溝),人家不會愿意。疏導必須有整體規劃和調整各方利益的權力才行,否則治水只能幫著甲部落堵完幫乙部落堵,最后無功而返。這是從共工到鯀被砍頭原因。大禹只有集中權力才能完成治水功業,而能夠有效治水才有了國家體系。

同時,賑災更是只能由中央政府完成。地勢高的風調雨順,低洼地可能澇了,反之亦然。洼地受災了用協商方法讓高地人救濟,說“明年也許是大旱呢!”,恐怕協商完那邊都餓死了。只能中央政府儲備好物資即時賑災才行。

夏商和西周王權都有權威,東周禮崩樂壞諸侯分立,回到了夏初局面。春秋五霸,齊桓公最早會盟葵秋,盟約5條前4條都沒啥實質內容,第五條“無曲防,無遏糴”(洪水來了不準筑堤挖溝淹別國,別國受災不準禁止糧食出口),此后會盟盟約都有這兩條??梢姴唤鉀Q抗災賑災這些事兒,誰都活不安寧。

還是秦王英武,一統天下。再后“百代都行秦政治”,了這事兒。

然后是抗瘟疫。前些年流行豬流感,貧道曾發文說這次不用慌,中國人不用怕。結果美國感染6000萬,中國12萬。一百年前西班牙流感,全球死了4000萬(一說上億),中國死了不到一萬。天花鼠疫傷寒這些在西方動輒滅城滅國的瘟疫,在中國即使也減損很多人口,但遠沒有西方和美洲那么可怕。這只能說明一點:相當多傳染病很早就在中國流行過,中國有抗體的人比較多。

中國人對傳染病認識很早,卜辭里就有“疾,亡入”(亡:勿)?,F在“豫(預)防”一詞在《周易》中就出現?!吨芏Y》記載政府設有負責“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疫”的官員。八十年代以前防疫的滿街熏煙,兩千多年前的街上就能聞到,《山海經》記載的熏藥草就有7種。熏煙防疫是更《千金方》防疫主要方法。英人1896年用牛痘預防天花說是“重大發明”,實際是800多年前的宋人“人痘”防疫法傳至歐洲后的“技術改造”。

中國古代對隔離降低傳染率的方法就很熟悉。論語里有孔子見害傳染病弟子冉耕隔著窗戶說話的內容(論語: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隔離甚至已經制度化。湖北云夢出土的秦簡,記載了秦代對患麻風的犯人進行安置的機構。晉朝規定朝臣家有感染三人以上病人者,雖無病百日亦不得入宮。

藥物抗疫更是中醫藥最重要的手段,傷寒論溫病論就是為抗疫寫的。

二十四史是官方正式檔案,除了記載了數千水旱災害,還記錄了上千次瘟疫??箵羲禐暮臀烈?,以及對災害地區老百姓進行救濟,是古代中國人必須處置的最重要事件。一是這類事兒只能集權不能分權,二是中國攤上這類事兒時間很長了,駕輕就熟。

中國人對皇帝在抗災救災方面的要求近乎苛刻。

中國人就算沒讀過《寡人之于國也》,起碼知道“五十步笑百步”的故事。梁惠王見孟子時進行了自我表揚:

【“寡人之于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兇(自然災害),則移其民于河東,移其粟于河內;河東兇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

正想得到表揚,卻被孟子用“五十步笑百步”奚落一頓。按孟子標準,只要理論是有做得更好的空間,現在做的就不行。只要有人餓死了,說“非我也,歲(天災)也”就叫推卸責任。“王無罪歲”(不說天災二字)是做王的最高境界,特朗普聽了這些恐怕要連發120個推特罵孟子。

西方初民時期主要公共事務是什么呢?貧道覺得是征服和奴役別的國家和民族以及抗擊其他國家的侵略和奴役。在國家形成甚至此后很長時期,無論抗災和防疫似乎都不很重要。

神話傳說:“巴比倫塔”是講人們修了個通天高塔想求上帝:現在各民族各說自己的語言,無法溝通互相不理解,沖突敵對不可調和,希望上帝能讓大家都說一種語言。不同民族和族群的對立是兩河流域人們最苦惱問題。從赫梯帝國到亞述帝國,滅國、屠城、殺戮是這一地區最突出的“文明事件”。

著名的“出埃及記”是講被埃及人俘獲和奴役的以色列人如何在摩西的帶領下千難萬險回到迦南故地(現巴勒斯坦)的故事;“荷馬史詩”的故事是個征服滅國的故事。金字塔里面的文字和圖像,大部分是彪炳法老的征服功績,此后無論希臘羅馬,凱旋門是必不可少的。

相比較而言,關于自然災害和瘟疫的傳說很少。當然這一時期所有民族都有大洪水故事,有“諾亞方舟”。但這些神話是一個描述一個時期特大洪水的故事,不是人們治理水患的故事。人們到高地躲避洪水,無非兩河和尼羅河流域人們每年夏天要做的事情——這么大的洪水沒法治的,只能躲。

國家間戰爭可以用常備軍(亞述、古羅馬),也可以用聯軍(赫梯、古希臘),中央高度集中權力的要求遠比治水防疫和賑災輕。

貧道說這些,并不是打算表達“厲害了我的國”,更不是“戰狼精神”??吹揭粋€日本人看到中國抗疫后感慨中國動員能力驚人,以為這樣的民族太可怕不敢惹,據說其他一些國家不少人也有些怵怵的。其實大可不必,中國人這樣的動員能力只在抗災抗疫時發揮作用,打仗不見得。除了毛澤東思想武裝的人民軍隊,中國其他任何時候動員戰爭的能力都很臭的,而且還漢奸滿街跑。

關于為什么中國比東地中海地區的自然災害和瘟疫都厲害,以及那一片為什么那么愛殺人奴役人,就算搞個宗教“分別心”也那么強(異教徒),貧道講座講了,但太長這里就不說了。

【本文原載微信公眾號“邋遢道人”,授權察網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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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中西方新冠防疫差別咋這么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