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光偉 | 馬克思革命:行動的語境——《資本論》行動理論的意蘊與模式

“四卷結構”使《資本論》成為一體例完備的作品,毫不夸張地說,這得益于馬克思對科學性與階級性的“嚴謹統一”的處理。認真梳理《資本論》的邏輯可以發現,馬克思是由主客觀統一的行動范疇界定與刻畫“資本運動”及其過程的,即運用了“事的科學”的學科門類歸類和過程分析的基本筆法?!靶袆印钡姆懂犐a與批判的理論效果體現在三個方面:第一,統一歷史中的社會階級、行動與個體行為,既蘊存階級的主體概念的歷史規定性,又突出社會啟動個人的經濟行為特征;第二,以生成性規定統一階級、行動、語言,這種研究越出了語言本身,構造出“真正的實證科學”——階級與行動內在統一的歷史科學;第三,行動范疇最終迫使“唯物辯證法”(作為“歷史學科方法”)和“歷史唯物主義發生學”(作為“歷史工作邏輯”)取得一致性,完結了理論實踐的“意蘊”。通過漸進追詢“行動如何可能”,各種行為模式在《資本論》中藝術地結成一體,結成完整的工作;這種大寫意義的“邏輯構造”旨在消除各門具體科學之工作盲目性,通過學科批判的指導,有效服務階級客觀對象的社會現實,實現階級、行動、理論科學的實踐統一。

許光偉 | 馬克思革命:行動的語境——《資本論》行動理論的意蘊與模式

【原編者按:人們愿意思考歷史,即能夠用歷史進行思考?!侗Pl資本論》初擬提綱以“馬克思革命:行動的語境”為總領,意在書寫“中西對話、中西比較、中學與西學創造性學術集結”主題(參閱文末附件)。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中華歷史實踐與文化架構徹底擊破了西方普世價值觀。其整體預示中國經濟學建構之文明基礎之理論地基。我們需要于其中尋覓本真的方法論機理,由體而用,即用顯體。然則從知行合一到知行不二,從政治經濟學批判到本體論批判,中華范疇由行動的規定開始。春景與繁花并茂,落霞與孤鶩齊飛;以歷史啟動方法,以理論啟示方法,中華行動結構亦必能有效啟發知識結構,實現中華話語之實踐之批判,形成“行者”與“知者”并舉之《資本論》中華概念?!?/span>

【原文題注】此文是寫在《保衛資本論》之后,筆者為完成《保衛資本論——經濟形態社會理論大綱》(已交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版權2014年12月)寫出的未及放入其中的一篇文章,即該著的“寫在后面”!現及時整理出來,以饗讀者。支持項目:“《資本論》與中國經濟學實踐創新研究”。

一、引論:何為《資本論》提出的“行動”?

以行動詮釋研究對象,還是以行為詮釋研究對象?這涉及到對象→研究對象的發生學的規定問題。在此追問之下,屬人或屬物的問題將被超越,即社會科學詢問“行動”,而非“行為”(無論人的行為或物的行為)。本文試圖依托《資本論》,揭示“行動理論”的方法論意蘊,據以進行相關的周延性探討。開篇論述,我們從討論什么是“行動”開始。解題的思路是以事的科學審查《資本論》邏輯?!顿Y本論》刻畫的對象是一過程的運動,是這樣的事件:《資本的生產過程》說明“生產的經濟行動如何發生?”是為歷史發生學的“邏輯”?!顿Y本的流通過程》說明“流通的經濟行動如何發生?”是為系統發生學的“邏輯”?!顿Y本主義生產的總過程》說明“生活交往的經濟行動如何發生?”是為現象發生學的“邏輯”?!妒S鄡r值理論》說明為“批判性經濟認識的行動如何發生?”是為認識發生學的“邏輯”。【注:許光偉:《資本論的邏輯究竟怎樣練成?——我如何寫保衛資本論》,《經濟理論與政策研究 》2015年第8輯?!?/span>

經濟學長期陷入無法有效區分研究的對象是“BEHAVE”(行為)抑或“ACT”(行動)的苦惱之中。例如個人主義者始終堅持認為:“經濟學概念只是對于行動體系才有意義,但是它也適用于一個特定個人的行動體系——‘魯濱孫經濟學’。”【注:帕森斯:《社會行動的結構》,張明德等譯,譯林出版社,2008年,第765頁?!?/span>

馬克思之后,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中米塞斯是為數不多的在用語上堅持將“個人行為”(Individual Behavior)和“人類行動”(Human Action)區別開的理論研究者之一。但是,米塞斯的區分是膚淺的,認為一者是“無意識的Behavior”,另一者則是“有意識的Behavior”,僅此而已。并且后者唯其“有意識性”,使自身同動物徹底分開,又將自身定格為“經濟動物”、“理性經濟人”。此后,此種“經濟人范式”試圖囊括一切的理論科學,排斥和拒絕歷史學科的一切有價值研究?;蛟S在個人主義的追隨者們看來,“歷史理性”——作為行為模式——是不曾有的概念,因而不必加以考究。

【注1:從這個角度看,盡管存有這種否認:“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并不是普通觀念中的科學唯物主義,而基本上是功利主義的個人主義的一種樣式。它和后者主流形態的不同之處,僅僅在于它有一些‘歷史的’成分。”(帕森斯:《社會行動的結構》,張明德等譯,譯林出版社,2008年,第111頁)】

【注2:然而,我們必須說,“在思想發展史上,馬克思無疑是首位系統提出客觀存在批判研究任務的人類學家。”即馬克思“作為科學家,也就在于首先是歷史學家和經濟學家。”故而,可以這么認為:“馬克思提出任務的特殊方式是重構資產階級工作者業已開展的研究路徑,在經濟學領域發動一場哥白尼革命,使經濟學家還原到‘歷史學家’(唯物主義歷史工作者)層面進行工作。”(許光偉:《保衛資本論——經濟形態社會理論大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第41-42頁)】

【注3:作為一種必要的回顧,我們且看康德的論說:(1)“一切被創造物的全部自然稟賦都注定了終究是要充分地,并且合目的地發展出來的。”(2)“一個被創造物的身上的理性,乃是一種要把它的全部力量的使用規律和目標都遠遠突出到自然的本能之外的能力,并且它不知道自己的規劃有任何的界限。”(3)“大自然決不做勞而無功的事,并且決不會浪費自己的手段以達到自己的目的。”(4)“人具有一種要使自己社會化的傾向……也具有一種強大的、要求自己單獨化(孤立化)的傾向……大自然在要求紛爭不和。”(5)“大自然迫使人類去加以解決的最大問題,就是建立一個普遍法治的公民社會。”(6)“這個問題既是最困難的問題,同時又是最后才能被人所解決的問題。”(7)“野蠻人的無目的的狀態所做的事情,就是它扼制了我們物種的全部自然稟賦……然而另一方面,由此而產生的災難卻也迫使我們這個物種去發掘一條平衡定律……并且迫使我們采用一種聯合的力量來加強這條定律,從而導致一種保衛國際公共安全的世界公民狀態。”(8)“人類的歷史大體上可以看作是大自然的一項隱蔽計劃的實現。”(9)“把普遍的世界歷史按照一場以人類物種的完美的公民結合狀態為宗旨的大自然計劃,來加以處理的這一哲學嘗試必須看作是可能的,并且甚至還是這一大自然的目標所需要的。”(《歷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譯,商務印書館,1990年,第3-18頁)】

但其實,所謂的“無意識性”,只是表明主體的非自覺行動特征,即簡單的法則的跟從行為。這種行動往往傾向于贊同單一的行為類型,所謂的“客觀理性”。相反,所謂的“有意識性”,不過進一步表明了主體行為的自覺性,乃是同時蘊涵“創造社會標準”(行動規定)的社會行為;自覺行動的特征使其從簡單行為模式的類別中分立出來,與之對立。并且,該“積極行動”或可徑直稱之“社會自覺行為”,因為它直接體現了“歷史理性”。

顯然,歷史理性這個規定決不是康德的自然目的論→道德目的論的涂抹了“物神論”的“純粹歷史理性批判”,而是行動蘊涵了“主觀理性”。與之相適應,主觀和客觀亦不是截然對立的,其實體現的是個人和社會之間的能動實踐關系。馬克思這樣談到,“蒲魯東恰恰是把社會的東西稱為主觀的東西,而把主觀的抽象稱為社會。產品和資本之間的區別恰恰在于:產品作為資本表示著屬于某個歷史的社會形式的一定關系。所謂從社會的角度來考察,只不過是把那些恰恰表示著社會關系(資產階級社會關系)的區別忽略掉。社會不是由個人構成,而是表示這些個人彼此發生的那些聯系和關系的總和。”【注:《馬恩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21頁?!?/span>

“‘個人主義’的觀點是:必須從個人出發來理解社會。你必須首先理解個人的屬性;然后你才能理解他們的行為,爾后,才能理解作為這些行為的結果的社會。這個觀點不僅是斯密和李嘉圖的核心,而且對新古典經濟學來說是如此,對馬克斯·韋伯的社會學也是如此。”【注:海里希、魏小萍:《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及其同古典經濟學的四個決裂——海里希教授訪談》,《馬克思主義研究》2012年第7期?!?/span>

但與之相反,從社會行動的觀點看,“奴隸和公民……在社會之外他們才是人,成為奴隸或成為公民,這是社會的規定,是人和人或A和B的關系。A作為人并不是奴隸。他在社會里并通過社會才成為奴隸。”因此,“蒲魯東先生在這里就資本和產品所說的話,意思指的是,從社會的角度來看,資本家和工人之間不存在區別;其實恰恰只有從社會的角度來看才存在著這種區別。”【注:《馬恩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21-222頁?!?/span>

無獨有偶,哈貝馬斯也在這個問題上犯錯誤,例如他說,“無論是在目的行為模式中,還是在規范行為模式中,行為者本身都沒有被設定為一個可以加以反思的世界。只有戲劇行為才要求一個主觀世界作為進一步的前提條件,行為者在行為過程中本身就構成了背景,并與主觀世界建立起聯系。”【注:哈貝馬斯:《交往行為理論:行為合理性與社會合理化》,曹衛東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9-90頁?!?/span>

哈貝馬斯是以社會學理論的學理思路而展開對行動的探討的。其行動構圖是四種類型:目的行為模式、規范行為模式、戲劇行為模式和交往行為模式。四種類型中,哈貝馬斯至為推崇的是“交往行為”。因為據說,“除了交往行為模式的語言概念之外,三種其它語言概念的片面性表現在:它們各自所代表的交往類型都是交往行為的臨界狀態,具體而言,第一種是間接溝通,參與者眼里看到的只是自己的目的;第二種是共識行為,參與者只是把已有的規范共識付諸實現罷了;第三種是與觀眾相關的自我表現。它們都只是分別揭示了語言的一種功能,即或發揮以言表意效果,或建立人際關系,或表達經驗。”相反,“只有交往行為模式把語言看作是一種達成全面溝通的媒介。”【注:哈貝馬斯:《交往行為理論:行為合理性與社會合理化》,曹衛東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5頁?!?/span>

哈貝馬斯把行為模式看作是“雜亂的”、“屬人的”行動,并且又站在了資產階級語用學的改良主義的批評立場上,這促成其獨愛“交往行為模式”,究其實質,仍然是沒有跳出個人主義分析框架,致使批判與建構均帶有不同程度的虛假性。

哈貝馬斯提到,“目的行為理論來源于新古典主義奠基者對于經濟學行為選擇理論的論證,以及馮·諾伊曼(Von Neumann)和摩根斯坦(Morgenstern)對于博弈論的論證。在社會科學理論發展過程中,規范調節的行為概念獲得范式意義,要歸功于涂爾干和帕森斯,戲劇行為概念獲得范式意義則是戈夫曼(E. Goffman)的功勞,而米德(G. H. Mead)和后來的伽芬克爾(H. Garfinkel)則使交往行為概念具備了范式意義。”【注:哈貝馬斯:《交往行為理論:行為合理性與社會合理化》,曹衛東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5頁?!?/span>

這同樣也并不是客觀的。因為從行動模式的規定的實際形成看,《資本論》全部涉及了上述“四種行動類型”,即由四卷結構所對應的資本的統一化的“行動的理論和范疇”。只不過,馬克思沒有采用語用學的工作體例。他相反強調的是:“為了避免可能產生的誤解,要說明一下。我決不用玫瑰色描繪資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過這里涉及到的人,只是經濟范疇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階級關系和利益的承擔者。我的觀點是把經濟的社會形態的發展理解為一種自然史的過程。不管個人在主觀上怎樣超脫各種關系,他在社會意義上總是這些關系的產物。”【注:《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0頁?!?/span>

所以從中可以窺見,和哈貝馬斯所秉持的主張明顯不同,馬克思尤其強調了范疇來源上的客觀性標準,即個人之外的社會歷史語言生產的工作體式。這種語言和行為模式內在結合,以適應“闡明支配著一定社會有機體的產生、生存、發展和死亡以及為另一更高的有機體所代替的特殊規律”的工作需要。【注:《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1頁?!?/span>

所以,語言歸根結底是“行動的產物”,而行動又是“活的歷史”、“活的階級”,以致是“活的階級歷史”。這即是我們通常所說的馬克思依據“我的辯證方法”進行的“范疇生產”。

【注:遵循剛剛興起的資產階級科學傳統,馬克思把《資本論》區分成“理論部分”和“歷史部分”,但后一個歷史分明是“理論史”,是理論批判的自我認識形式,——按照通常的說法,它構成了各門專業經濟學的“概念”和“語言”;真正的歷史(實在史規定)是立在理論背后的規定,它生產出理論,相應產生了語言規范?!?/span>

只是以此種觀點看,“《資本論》在研究資本運動的同時,也全面地研究資本家的經濟行為,揭示這些行為的特征。馬克思既從總體上來評價這些特征,也分別從一般過程和特殊過程的角度來分析它的特征。”【注:陳俊明:《資本論:論經濟行為的特征》,《海派經濟學》2013年第2期?!?/span>

但另外一方面,我們要認識到,僅僅說“經濟行為理論是資本理論的進一步具體化”,以此把握“《資本論》研究的新方位”(例如說,“如果說,對‘人格的物化’的研究是對客觀過程的研究,那么,‘物的人格化’研究則體現了經濟行為理論的重要內容。它表明,主體的活動或行為一方面以‘物’為根據,并且占有一定的物權,主體行為不是打‘空手道’;另一方面主體不是單純的守財奴,在占有物的同時也給‘物’、‘物權’注入人的主體性、靈性和活力,要用它來獲得更多的財富,同時給客觀對象的發展以許多新的意義。”以及“《資本論》的經濟行為理論突出經濟主體在經濟過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將客觀的經濟發展規律與同樣是客觀的不同主體行為的關系緊密聯系在一起,是唯物史觀突出主體實踐的觀念和方法在經濟研究中的重要體現,也是馬克思科學方法的重要運用的結果,它使馬克思的研究更加貼近實際,使他的經濟理論更加豐富和生動、有魅力”,等等,也是極其不夠的。【注:陳俊明:《資本論研究的新方位:經濟行為理論》,《當代經濟研究》2012年第4期?!?/span>

在最高意義上,我們應該接受阿爾都塞申明了的這一觀點:“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核心是階級斗爭”,即“這個觀念就是:馬克思的整個理論——即馬克思所創立的科學(歷史唯物主義),和馬克思所開創的哲學(辯證唯物主義)——的中心和核心,是階級斗爭。”我們看一看阿爾都塞對該觀點的一個詳盡的說明:“有一種‘閱讀’《資本論》的方式,有一種‘理解’和‘闡述’馬克思的科學理論的方式,可能完完全全是資產階級的。說它是‘資產階級的’,意思是說它受到了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影響和滲透,打上了它的烙印,確切地說,是受到經濟主義意識形態或資產階級社會學至上論的影響和滲透,并打上了它們的烙印。比如,可以這樣來閱讀《資本論》,即把它當作是關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政治經濟學理論來閱讀:從基礎開始,對‘勞動過程’進行考察,對‘生產力’和‘生產關系’進行區分,對商品、金錢、剩余價值、工資、再生產、地租、利潤、利息、利潤率下降趨勢等等進行分析,總之,安心地去從《資本論》中發現(資本主義的)經濟‘規律’,并在完成了對‘經濟’機制的這種分析之后,再追加上一個小小的補充:社會階級和階級斗爭。”因為,“未完成的關于社會階級的小小的一章,難道不是確實位于《資本論》的最后嗎?難道不應該在闡明了全部資本主義經濟機制之后,才去討論社會階級嗎?難道馬克思不是要我們把社會階級(從而階級斗爭)看作僅僅是資本主義經濟結構的產物,它的最后的產物,它的結果嗎?難道社會階級不就是資本主義經濟的后果,階級斗爭不就是階級存在的后果嗎?”可是,“這種閱讀,這種對《資本論》的闡釋嚴重歪曲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因為,“這是一種(資產階級的)經濟主義歪曲。社會階級并不是出現在《資本論》的最后,它們從頭到尾都出現在《資本論》中。階級斗爭并不是從社會階級存在中派生出來的一個后果,階級斗爭以及階級的存在其實就是一回事。”【注:阿爾都塞:《馬克思主義與階級斗爭》,吳志峰譯,《新史學》2015年第14輯?!?/span>

這表明,成熟類型的階級社會的經濟行動是徹頭徹尾的階級與行動的規定統一。關鍵在于:我們如何理解“階級理論”與“行動理論”的統一性。馬克思應該是用“社會客觀批判”(其在工作內涵上或可對應“歷史理性”這個詞)詮釋主客觀發展的規定的統一的,由此使“階級”落實為“行動”進行闡述,因為這樣反過來就使行動作為了“活的階級”,作為它的實踐的話語。這種工作效果(行動主義工作邏輯),用阿爾都塞的話說,就是:“雖然馬克思給《資本論》起了個‘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副標題,但這不僅僅意味著他要對古典經濟學進行批判,還意味著他要對(資產階級)經濟主義幻象進行批判。他要對資產階級的這個幻象進行徹底的批判,因為它精心地將生產活動、交換活動(經濟)與社會階級、政治斗爭等等割裂開來。”和那種急于求得結果的想法相反,“馬克思要證明,資本主義生產、流通和分配的全部條件(從而整個所謂的政治經濟),都被社會階級和階級斗爭的存在滲透和統治著。”這樣,對行動的理論的詳盡闡述反而充足性地說明了“階級斗爭是理解《資本論》的‘決定性環節’。”【注:阿爾都塞:《馬克思主義與階級斗爭》,吳志峰譯,《新史學》2015年第14輯?!?/span>

根據這種概括,客觀批判即行動,行動要義在于落實物質生產對象的客觀發展規定。所以說,“資本的行動”決非單純個人或主體的行為,而是由資本代表的社會所啟動的由個體或組織實施的具體行動,乃是整合了“非自覺行為”(這里指社會行為規定)的社會個人的自覺行動。

【注:“馬克思的經濟行為理論研究,是對他以前的資產階級古典學派的超越,——古典學派的學者們雖然也涉及經濟行為的研究,但卻只是將全部行為主體都歸結為同樣的‘經濟人’,并且在突出‘經濟人’的趨利之心后,又將這種人格物化,只注意物的分析,陷入舊唯物主義的窠臼中。”(陳俊明:《<資本論>研究的新方位:經濟行為理論》,《當代經濟研究》2012年第4期)】

在這里,研究對象的邏輯轉換成“行動主義邏輯”。該種活的行動邏輯的設立,使階級成為“抽象和具體的統一”(規定),即階級既成為“客觀對象”,也成為“理論對象”。于是,“行動的階級”與“階級的行動”的統一成為“自覺”與“非自覺”人格化范疇意蘊上的統一。如此,歷史理性與實踐理性也被統一了。行動——作為直接的對象性——和“階級”(大寫字母的社會歷史行動)的合二為一,遂達成一種規定性:資本的行動(而這即是《資本論》的主題所向)。進一步而言,根本帶有交互作用性質的社會和個人相兼的行動方式,乃是資本范疇規定性上所賦予的“特殊行為模式”。其越出市民社會理論的地方正是“改變世界”的規定,即如果“把社會地調節勞動和分配的系統稱作經濟系統,這樣,馬克思認為,生活再生產的經濟形式就表征著人類的發展階段。”【注:哈貝馬斯:《交往與社會進化》,張博樹譯,重慶出版社,1989年,第136頁?!?/span>

據此看來,《資本論》提出的“行動”是階級化的經濟行為,它決不是單個的普通行為人的經濟行為——無論策略的行為、目的理性的行為還是規范語境中的行為,因為行動超出一般行為的地方即在于同時發生和進行“社會抉擇”;“因為這種行為本身是客觀的,長期的,有規律性的,所以,站在過程之外,在歷史考察的制高點上來研究,不僅可以揭露資本家如何發財致富,而且還可一方面從資本家執行一般過程職能時的合理行為中發掘一般的經濟行為規律,另一方面通過批判資本家行為的非理性、非人性,通過分析和表現他們的無意識的自私自利行為,說明他們往往歪打正著,從反面展示某種必要性,從而揭示了資本運動的基本規律。”【注:陳俊明:《資本論研究的新方位:經濟行為理論》,《當代經濟研究》2012年第4期?!?/span>

本質上,這是一種實踐模式。行動,在這個意蘊上堪稱為“社會管束個體行為的特定方式”。而所謂的“經濟范疇”,則是一定階級行為的客觀的社會表現,是行動的具體認識形式。它們的內涵邏輯是天然多變的,取決于以社會制度為皈依的經濟運動類型的變化。

二、資本的行動理論:行動如何可能?

行為模式是行動方式的具體化。以資本的行動理論(資本=行動)考察“資本的發生”就達成一部實踐態的歷史。毫無疑問,這是經濟學和社會學別開生面的內在交流場面。

概言之,《資本論》建基于這樣的發展階段:階級關系已經全面展開,而直接導致階級和經濟行動的一體化。在這種活動中以致我們可以說,“不存在‘純粹的’經濟生產,不存在‘純粹的’流通(交換),不存在‘純粹的’分配。所有這些經濟現象,都是在社會關系中發生的過程,而這些社會關系,歸根到底(也就是說在它們的‘外表’下面),其實是階級關系,是對立階級之間的關系,即階級斗爭的關系。”【注:阿爾都塞:《馬克思主義與階級斗爭》,吳志峰譯,《新史學》2015年第14輯?!?/span>

交換、分配、消費高度聚焦于社會再生產。這樣,我們可以探討隱藏在《資本論》第一卷中的“行動理論”,按照葛蘭西的提法,這是“行動的實踐哲學”,而根據盧卡奇的校訂,其實這是在分析“歷史行動”,如上所論,是在分析歷史行動的“實踐模式”。

基于歷史理性考慮,商品和貨幣的行動發生是落在資本主義社會生產行為模式背后的規定。因為資本的本質是社會再生產關系,對歷史生產行動的追溯由“再生產活動的發生”開始。這一社會有意識經濟活動的歷史發生過程,即是經濟的社會形態之形成。產品的經濟形態和商品的經濟形態所迭加的規定是生產,再生產規定則在商品的經濟形態體系中發軔,因此,這后一者是經濟形態社會本身達到成熟發展階段的標志。

【注:這誘導哈貝馬斯做出如此判斷:“馬克思并不是按照一個社會的復合性的增加來評價這個社會的發展,而是根據生產力的發展水平和社會交往形成的成熟與否來評價社會發展……因此,我要維護的觀點是:歷史唯物主義所說的衡量歷史進步的標準——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交往形式的成熟——有能力為一個制度(系統)的存在作辯護。”(哈貝馬斯:《重建歷史唯物主義》,郭官義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第152頁)】

即是說,商品生產固然因應產品生產而發生,但資本的發生則建基于整全意義的商品生產,后者又進一步建基于交換體制的越來越成熟完備。這就需要對整全意義的交換史首先做出系統考察。

【注:就是說:“資本盡管如前所說,可以在貨幣形態上存在,亦可以在貨幣以外的其它當作商品和當作生產手段的物質形態上存在……卻始終是把貨幣作為其全運動過程的經緯。資本關系離不開貨幣關系的,正因此故,資本并不是可以突然在任何社會都可發生的。如其說,資本必須透過貨幣而顯現其作用,我們就不妨由貨幣關系來追溯它的起源。”(王亞南:《中國經濟原論》,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2年,第155頁)】

這時候,我們立足工藝史的過程鳥瞰人類勞動的發生發展。從中大致可以察覺出兩大種情形:一種是勞動發展正在促成社會和社會標準的形成,一種是勞動發展本身已經是不同含義的“社會標準”了。顯然,后一種是“抽象勞動”的產生過程。這則表明:對行動的刻畫又是階級生成的生動性語言。不管物的運動形式如何多變復雜,生產行動始終是始源的發生規定;盡管如此,兩種情形中勞動發展面臨的遭遇是完全不同的,一種始終游離于物的載體之外,一種則全部沒入物的載體,以致把社會標準帶入商品體內。由此可以發現,《資本論》的主線是扎根于勞動二重性的社會經濟發展結構:深層的社會經濟權力結構是“抽象勞動”,表層的社會經濟權力結構是“具體勞動”,生產力固然決定與驅動生產關系的發展,但具體勞動本身成為了隸屬于抽象勞動生產關系的社會生產力形式。這種物質生產向社會生產的模式轉換,全賴于財產關系的“高度異化”。換言之,這種生產行動的發生靠的是物的力量對人的依賴關系的強力打破,從而,價值形式牽引著“價值”盲目地運動、生長……

抽象勞動意味著個人對于抽象社會的完全地隸屬狀態。這種狀態的發展頂峰是資產階級社會的歷史到來,過程是這樣的:

L → W0 + W1(意思是“商品的不變價值+可變價值”)

L → c + v + m

這是商品經濟形態的內在的行動接續。表明分配關系逐漸內在化于商品機體的歷史過程。與之相反的產品經濟形態的內在的行動則是:

L → W(此處的W是表示“社會總產品”)

不管產品如何轉化為商品,社會總產品總是“內在的行動”,這是產品經濟形態對商品經濟形態的規定的給予。

【注:分配關系沒有落在產品內部,而建立在“總產品”的社會形成中。這多少標明財產關系的非物化的標準,即屬人化和人的主體身份化。根據這個分配關系的實踐建立,由“t = t1 + t2”的天然公式中并不能生出穩定成長的剩余率(或剝削率)的獲取標準來。一切依靠“家國”含意的社會身份治理。這種實踐化的步驟把分配關系定格在一個個截然不同的直接產品與人的具體聯系當中了?!?/span>

正是基于這個工作地基,《資本論》首篇能夠比照人類歷史發展的總進程,從容安排“價值規律的內容與形式”的闡述。.【注:許光偉:《資本論的邏輯究竟怎樣練成?——我如何寫因此,作為一種公認觀點:馬克思的價值是對交換價值的一般化和再抽象,是有嚴重問題的。其舉出了“資產階級觀點”的錯謬性。它忽略了馬克思堅持把價值規律視作與市民發展有關的一個“總現象”,從而,也據以否認馬克思對商品生產“歷史生長”的始源性規定的追問。沒有生產,就沒有以生產為基礎的交換,這一點固然不言而喻,那么商品生產的發生根據呢?!《資本論》開篇似乎沒有談到這些。它的開局的一大段話容易被誤解為從現象開始,從對現象的理論抽象,從而從“邏輯”開始。這是把產品全部轉換為商品(規定)進行思考了。于是,“價值決定”似乎僅僅被作為命題提取出來,馬克思“喋喋不休的”是交換決定論中的因果關系問題。

這完全是誤會和曲解?!顿Y本論》首篇的真實工作語境是:“家長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狀態隨著商業、奢侈、貨幣、交換價值的發展而沒落下去,現代社會則隨著這些東西同步發展起來。”【注:《馬恩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8頁?!?/span>

此消彼長、相生相克是一對互補的工作范疇,反映的是歷史發展的實際。這種真實的歷史構境,驅使我們必須把商品和貨幣作為“行動”看待!歷史的行動其實就是“潛在的社會再生產”。其和《資本論》第二卷闡述內容的一個區分是:經濟規定的形式和經濟規定的內容,或者更恰當地說,作為“前史”的商品和貨幣僅僅是經濟規定形式,而相比之下,資本化的商品和貨幣則是內容和形式的有機統一。這樣看來,馬克思關于資本本質的歷史發生學的論述思路是:潛在的再生產→資本主義生產的發生發展→資本主義再生產。

接下來,我們追問流通行動如何可能?流通是交換關系的總和。這是“生產關系的總和”的反面,也是以生產方式為出發點的!《資本的流通過程》委實從生產力、生產關系、交往關系的結合角度實施對“資本主義流通方式”的闡述,《保衛

【注:按照馬克思的邏輯:雖然私人的具體勞動必須通過生產某種使用價值以滿足特定的社會需求,據此成為社會總勞動的一部分,然而在社會分工條件下,這個過程只有通過交換,即通過私人勞動的相互等同才能完成,從而,交換對于社會總勞動的形成是決定性的?!?/span>

這樣,再生產開始牽引社會直接生產前行。這也導致必須對這些過程進行獨立性分析。即一方面,“對積累過程的純粹的分析,就要求我們暫時拋開掩蓋它的機制的內部作用的一切現象。”【注:《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52頁?!?/span>

而另一方面,“在第一冊中,我們只是在為理解第二階段即資本的生產過程所必要的范圍內,對第一階段和第三階段進行過研究。因此,資本在不同階段所具有的不同形式,它在反復循環中時而采取時而拋棄的不同形式,在那里沒有加以考慮?,F在它們就成為研究的直接對象了。”【注:《資本論》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2頁?!?/span>

流通運動使再生產成為現實的行動,在這里,全部的物質交往關系羽化為“資本的社會交往關系”,乃至交換關系本身作為了生產關系的社會的全部實現。這個運動過程沿著行動的軌跡衍生,展示了運動結構社會生長的全景圖:質(資本循環過程的實現)→量(資本周轉過程的實現)→內容(單個企業再生產關系即企業資本生產關系的社會實現)→形式(社會再生產關系即社會資本生產關系的全部實現)。這些行動者規定,可以說,分別是從“道”(時間運動過程)和“德”(空間運動過程)方面完成了對資本本質的大寫字母意義的邏輯刻畫。這就是階級行動意蘊的運動過程的歷史描繪與知識摹寫。毫無疑問,其顯露了“生產關系-交往關系”的社會歷史的發生學,而這個構造就是錨定在“生產方式-生產關系-交換關系”過程分析中的一個“行動的構圖”,是對它的整體詢問。系統學意義的刻畫深化了人們對于對資本行動特征的認知,彰明了《資本論》中蘊藏的方法的大寫規定。

【注:在一些人的眼里,資本的行動是“自發的”,又抑或是“社會自覺的”,觀點中夾帶了濃厚的解釋色彩,往往將之歸結為某種單一行動類型。事實其實恰恰與之相反的。資本的行為規則是多變和過程化的。因為,“利益”是物格化的,亦是人格化的,既是客觀的范疇、又是主觀的范疇,既是直接個人的、也是社會歷史的。作為利益當事人和行動者,資本在行動類型上或者是一心為私利著想的“實業者”,或者是社會矚目的“公眾人物”,或者是樂此不疲的“交往者”,或者是“舞臺明星”(善于化妝的戲劇演員)。它們并非彼此對立,而是一脈相承,彼此相互衍生。行動者的多個行為特征是統一社會設施上的多種階級關系表現,它們服從一個總體行為特性:從工人手中社會歷史地奪取他們創造的剩余價值?!?/span>

這些關于資本“社會歷史本質”的系統性刻畫與摹寫,顯然是把握其現象生活的基礎。這就是“階級行動”對“交往行動”的社會性關系。如果說《資本論》中有一個行動的理論架構,那么它就是“階級的行動理論”,即作為階級的歷史行動和階級的社會行動的理論。按照這一理論構造,資本的交往行動僅僅是其生活過程或在現象域內必然采取的生活形式。哈貝馬斯試圖撤銷這個實踐的關系,據以“重建歷史唯物主義”(基于交往行動的社會進化理論)。在其看來,資本交往的共識達成如下之定義:“如果參與行動者的行動計劃不是按照自我中心的成就計算,而是按照理解的活動而合作化的……就把這種行動稱之為交往行動。在交往行動中,參與者不是首先以自己的成就為方向;他們是在一定條件下遵循他們個人的目的的,就是說,他們能夠在共同狀況規定的基礎上,相互決定他們的計劃行動。因此,狀況規定的協議是為了交往行動要求解釋成就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注:哈貝馬斯:《交往行動理論》第1卷,洪佩郁等譯,重慶出版社,1994年,第362頁?!?/span>

這其實是需要一系列的法律規范作為基礎的,從反面看,亦就恰好對應了法的關系的生成。例如,就發生在職能資本和所有權資本之間的交往行動而言,“在資本的現實運動中,回流是流通過程的一個要素。貨幣先轉化為生產資料;生產過程把它轉化為商品;通過商品出售,它再轉化為貨幣,并在這個形式上流回到那個最初以貨幣形式預付資本的資本家手中。但就生息資本來說,回流和放出一樣,只是資本所有者和另一個人之間進行的法律交易手續的結果。我們看見的只是放出和償還。中間發生的一切都消失了。”“因此在這里,回流也不是表現為一定系列的經濟行為的歸宿和結果,而是表現為買者和賣者之間的一種特有的法律契約的結果。流回的時間取決于再生產的過程;而就生息資本來說,它作為資本的回流,好像只取決于貸出者和借入者之間的協議。”“但是,正因為作為資本預付的貨幣具有一種屬性,要流回到那個把它預付出去即把它作為資本支出的人那里,正因為G-W-G'是資本運動的固有形式,所以,貨幣占有者能夠把貨幣作為資本來貸放,作為這樣一種東西來貸放,這種東西具有一種屬性,即要流回到它的起點,并且要在它所通過的運動中作為價值來保存自己和增加自己……因此,這種貸放就是把價值作為資本而不是作為貨幣或商品來讓渡的適當形式。但由此決不能得出結論說,貸放不可能也是那些和資本主義再生產過程無關的交易的形式。”【注:《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90-392頁?!?/span>

為了實現生產、為了促進或加快剩余價值的社會實現,或者直接為了擴大規模的生產,資本必須要攜起手來,完成不同的人格化的社會職能,這使得“非職能的活動”同樣是資本職能所需要的。資本交往藉此發生在職能活動的內部、發生在職能活動與非職能活動之間,不僅如此,還將會發生在實體生產和極其稀薄的外表形式之間;它們擴展了資本主義的法的規范,使個別資本的交往升格成為社會資本的交往,并最終使資本行動得以“結構化”。一般利潤率是在“資本結構化系統”中實存的規定——為資本唯一共同關注的規定。這就迫使各種類型的行動者(資本家)為促成這個規定而劇烈爭斗,并為阻止其下降而不懈努力。

生產行動→流通行動(二者合起來,即構成完整規定的“階級行動”)→交往行動(階級行動的生活化),這個完整的鏈條為揭露認識虛假打下了堅實基礎,因為認識行動是深深根植于階級行動和交往行動當中的。換言之,認識行動如何可能之意蘊集中在對“生產關系”和“交往關系”的揭露上,這凸顯了主觀批判和客觀批判的統一,撤除了知識論的獨立存在性。

我們來看前者。資本的認識行動起源于它的歷史本質,從這個角度看,它是不斷使自身的性質得以顯露的。這樣,“我們看到了斯密關于生產勞動的第二個定義的來源。如何給剩余價值下定義,自然取決于所理解的價值本身具有什么形式。因此,剩余價值在貨幣主義和重商主義體系中,表現為貨幣;在重農學派那里,表現為土地的產品、農產品;最后,在亞·斯密那里,表現為一般商品。”【注:《馬恩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60頁?!?/span>

所以,“亞·斯密已經知道‘資本家的剩余價值是從哪里產生的’,以及土地所有者的剩余價值是從哪里產生的……‘然而,斯密并沒有把剩余價值本身作為一個專門范疇同它在利潤和地租中所具有的特殊形式區別開來。斯密尤其是李嘉圖在研究中的許多錯誤和缺點,都是由此而產生的。’——這個論點可以一字不差地用在洛貝爾圖斯身上。他的‘租’只是地租+利潤之和;關于地租,他提出了一種完全錯誤的理論,關于利潤,他盲目地接受了他的前輩的說法。——而馬克思的剩余價值,卻是生產資料所有者不付等價物就占有的價值額的一般形式。這個價值額,按照馬克思首先發現的一些十分獨特的規律,分割為利潤和地租這樣一些特殊的轉化形式……(馬克思)第一次說明,從理解一般剩余價值到理解剩余價值轉化為利潤和地租,從而理解剩余價值在資本家階級內部進行分配的規律,需要經過多少中間環節。”【注:《資本論》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5頁?!?/span>

關于后者,資本的認識行動又直接起源于它的直觀的交往生活。馬克思談到:“我們在李嘉圖學派那里可以看到,把利潤率的規律直接表現為剩余價值率的規律,或者相反,完全是一種荒謬的嘗試。在資本家的頭腦中,這兩個規律當然是沒有區別的。”【注:《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4頁?!?/span>

恩格斯轉述馬克思的觀點說,“李嘉圖比亞·斯密已經前進了一大步。李嘉圖關于剩余價值的見解是建立在一種新價值理論的基礎上的,這種理論在亞·斯密那里雖然已見萌芽,但在闡述中又幾乎總是被他忘記,這種價值理論成了以后一切經濟科學的出發點。李嘉圖從商品價值由實現在商品中的勞動量決定,引伸出由勞動加到原料中去的價值量在工人和資本家之間進行分配,也就是它分割為工資和利潤(這里指剩余價值)。他論證了:無論這兩部分的比例怎樣變動,商品的價值總是不變,這個規律,他認為只有個別例外。他甚至確立了關于工資和剩余價值(在利潤形式上理解的剩余價值)的相互關系的一些主要規律,盡管他的理解過于一般化,他還指出,地租是在一定條件下產生的超過利潤的余額。”【注:《資本論》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5-16頁?!?/span>

李嘉圖的不足之處為他的后繼者盡皆繼承,他們拘泥于可計算的社會,必然使其對交往關系的刻畫進一步神秘化。對他們來說,“三位一體公式”似乎就是完備的見解,因為這個擺在他們面前的最大“秘密”,是容不得任何揭露行動的,其已然將“理論”消滅!

從形式上看,這是個二律背反的認識矛盾。它的根植生產關系的行動使其真相顯露,它的根植交往關系的行動則著力使真相掩蓋,既暴露又隱藏,換一種角度看,這個“二律背反”認識行動上的規定即是資本主義的認識本質。說詳盡一些,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歷史成長階段,是“顯露自身”的,但在其歷史衰落階段,則是“隱蔽自身”的。這個矛盾其實是行動的矛盾:既發展自身、又維護自身,而決定必須“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上來研究資本運動和資本家的經濟行為”,“充分肯定資本的文明面:‘資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剩余勞動的方式和條件,與以前的奴隸制、農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產力的發展、有利于社會關系的發展、有利于更高級的新形態的各種要素的創造’”,從而發現,“資本家的行為既會經常表現為超過這些規律的極限,又會因為偏離很大、風險增加而不得不自動回歸,由此論證在資本家的不合理行為中包含著一定的合理性。”【注:陳俊明:《資本論:論經濟行為的特征》,《海派經濟學》2013年第2期?!?/span>

概言之,圍繞資本主義歷史生產的認識批判之所以被馬克思整體安排成有關于“剩余價值一般”的認識構造,蓋因剩余價值不過就是“生產方式的資本范疇”以及“生產關系的資本范疇”和“交換關系的資本范疇”。從而,通過認識把握這個“整體范疇”,揭示其思想根源,也就掀翻了資產階級的全部認識論,使“資產階級知識”得以改造。并且很顯然,這個認識行動的自發的生長即是:生產方式的資本范疇,藉以否決生產方式層面的二律背反認識→生產關系的資本范疇,藉以否決生產關系層面的二律背反認識→交換關系的資本范疇,藉以否決交換關系層面的二律背反認識。當然需要輔助以自覺批判行動的工作路線,這就是《剩余價值理論》的偉大誕生!在馬克思看來,它的偉大意義又在于——從創作過程看,這個主觀批判的工作結局(對資產階級理論的全部認識結果)恰好是對“理論部分”的啟動。因為,這不過就是“道”和“德”的認識形式。.【注:許光偉:《資本論的邏輯究竟怎樣練成?——我如何寫<保衛資本論>》,《經濟理論與政策研究 》2015年第8輯?!?/span>

三、延伸性探討:統一構造意義的“生產關系-交往關系”如何可能?

誠如歷史不容假設,行動亦不容假設,對主體的行為的把握需要深入到主體結成的階級社會生活中,由“階級行動”界定主體行為。行動在發生,亦處在不斷的變易中!但這并不是說行動是不可把握的,而是說它的軌跡定格于一定的圖型之上,有賴于對特殊階級之歷史發展特性的深刻認識。即是說,這個“圖型”鎖定了多模式行為,其本身則由階級行動的規定性所鎖定;反過來看,圖型又貼合了階級行動和主體行為,使其在“一般性”和“特殊性”上相互融合。為此,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在構造上需要突出對于“行動圖型”的生產,即從“生產方式-生產關系-交換關系”的過程分析中取出“生產關系-交往關系”的行動的認識構圖。這在認識生產上具有決定性作用和意義。

讓我們把目光聚焦到馬克思初次系統表述的《資本論》結構——“五篇結構計劃”認識行動之上,這里,馬克思第一次將“生產關系-交往關系”的理論圖型生產出來。之后,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導言第四小節,上述結構被試圖基于更為廣泛的視角和意蘊上加以重新演繹,即在這里,馬克思認真提出了“廣義的唯物史觀”:“生產。生產資料和生產關系。生產關系和交往關系。國家形式和意識形式同生產關系和交往關系的關系。法的關系。家庭關系。”【注:《馬恩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頁?!?/span>

總標題顯示出完整的歷史結構,其核心內容即是“生產關系和交往關系” 構造。該構造是對“哈貝馬斯問題”的解決。

【注:哈貝馬斯離開了生產關系談論的社會交往,充其量是抽象的語言理性主義。例如他這樣談到:“馬克思使用基礎概念,是為了給一些問題劃定范圍,這些問題是解釋新的進化時必然涉及到的?;A理論告訴人們,新的進化所要解決的只是那些在社會的基礎領域中出現的問題。把‘基礎’和‘經濟結構’等同看待,可能會產生這樣一種認識:基礎領域始終和經濟系統是一致的。但是,這只適用于資本主義社會。”“在原始社會中,行使這種職能的是血緣系統,在文化高度發達的社會里,行使這種職能的是占統治地位的系統。只有在資本主義社會,當市場除了它的控制職能以外,還擁有穩定使階級關系的職能時,上述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才出現,并具有經濟的形態。后資本主義社會的理論甚至預測了這樣一種社會狀況,在這里,進化的優先地位將從經濟系統轉移到教育和科學系統上去。”可見,“不管怎樣,生產關系能夠為各種不同的設施和制度服務。”為最大地支持這種觀點,其舉出了所謂的證據:“在青年馬克思的著作里,恰恰是‘勞動中本質力量的對象化’這中唯心主義概念為上述原理奠定了基礎。在恩格斯、普列漢諾夫、斯大林和其他人的著作中,生產關系‘產生’于生產力的構想,首先表現為工具的行為模式。”(哈貝馬斯:《重建歷史唯物主義》,郭官義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第154-156頁)】

“工具理性”(哈貝馬斯義項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和“交往理性”(社會交往行動的合理化)是想要達成這樣的效果:行動者通過行動語境“尋求溝通,以便在相互諒解的基礎上把他們的行為計劃和行為協調起來。”【注:哈貝馬斯:《交往行為理論:行為合理性與社會合理化》,曹衛東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4頁?!?/span>

“由此,同一個行為可以說是目的理性行為者之間的相互影響,也可以說是生活世界成員之間的溝通過程。”【注:哈貝馬斯:《交往行為理論:行為合理性與社會合理化》,曹衛東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74頁?!?/span>

毫無疑問,哈貝馬斯是否認交往關系嚴格隸屬于生產關系的,而堅決不從生產關系中引出對應的社會交往形式。因為哈貝馬斯完全認為在社會形態發展與文明規劃中,“交往關系”是作為獨立的一個標準和發展因素被予以考慮的,其也就無條件地認可下述結論:“在貨幣關系中,在發達的交換制度中(而這種表面現象使民主主義受到迷惑),人的依賴紐帶、血統差別、教養差別等等事實上都被打破了,被粉碎了(一切人身紐帶至少都表現為人的關系);各個人看起來似乎獨立地(這種獨立一般只不過是錯覺,確切地說,可叫作——在彼此關系冷漠的意義上——彼此漠不關心)自由地互相接觸并在這種自由中互相交換……這種外部關系并未排除‘依賴關系’,它們只是使這些關系變成普遍的形式;不如說它們為人的依賴關系造成普遍的基礎。”【注:《馬恩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3-114頁?!?/span>

以為唯有一個抽象的“交往行動”方可引導合理化的社會,哈貝馬斯的注意力被牢牢吸引住了,而認定:“這種行為模式設定,互動參與者可以把我們迄今為止所分析的行為者與世界之間三種關聯中潛藏的合理性力量動員起來,以便實現相互共同追求的溝通目標。”【注:哈貝馬斯:《交往行為理論:行為合理性與社會合理化》,曹衛東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00頁?!?/span>

所以,一個公允的說法是:“哈貝馬斯對于勞動價值論的獨特的批判,并沒有反映出勞動價值理論本應具備的經濟學特性,而是從現象學的思想背景出發,頗具爭議地將勞動價值理論描繪成一種試圖為觀察語言和理論預言之間的轉譯提供規則的嘗試。”【注:洛克莫爾:《歷史唯物主義:哈貝馬斯的重建》,孟丹譯,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237頁?!?/span>

但是,“哈貝馬斯對于馬克思的解釋以及他自己的理論之間顯然存在著矛盾。哈貝馬斯在解讀馬克思的時候提出,交往行為不可避免地依賴經濟因素,因此,交往行為依賴于目的行為。”并且,“這只是哈貝馬斯之前反復提到的馬克思由于依賴生產方式而沒能將勞動與交往加以區分這種說法的另外一種表述方式罷了。”【注:洛克莫爾:《歷史唯物主義:哈貝馬斯的重建》,孟丹譯,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243頁?!?/span>

于是,真實的批判愿景是這樣的:“簡單地說,哈貝馬斯的三個批判分別針對的是:馬克思沒能將系統和生活世界加以區分,馬克思對于生活世界這一概念的理解,以及馬克思對于生活世界的概念與體系的概念這二者之間關系的把握。”【注:洛克莫爾:《歷史唯物主義:哈貝馬斯的重建》,孟丹譯,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237頁?!?/span>

一邊是相互依賴的關系,一邊是合作交往的活動,以致可以“常常用‘技術至上’的思想去理解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的辯證法,在這種情況下,馬克思的上述原理則意味著:生產技術不僅制約著勞動力的組織和動員的一定形式,而且通過勞動的社會組織,也制約著與之相適應的生產關系。生產過程被設想成為一個統一體,因此,人通過生產力也從自身中制造了生產關系。”【注:哈貝馬斯:《重建歷史唯物主義》,郭官義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第155-156頁?!?/span>

生產關系恰恰就建立在生產力的應用過程中,它們之間的辯證法經常在某種技術意義上被理解,結果,該原理就變成關于生產力推動生產力形式的描述。生產過程被設想得如此統一,以至于,哈貝馬斯把歷史上不同的交往類型一股腦地捏合捆綁,打造出超階級的“社會交往行動圖式”,不遺余力地予以鼓吹!這是把生產關系和交往關系(依賴關系即產品生產中的交往維度)在構造上予以等同化,根本取消了交往關系的所有制發生的根據。而實際上,馬克思基于兩條路徑闡述“生產關系-交往關系”。一條是“生產關系-依賴關系”,另一條是“生產關系-交換關系”,這是針對產品經濟形態與商品經濟形態的特質性的不同而特別設置的。就《資本論》分析的“生產關系-交換關系”而論,其先決條件是“生產關系-依賴關系”。在所有這些場合,說穿了:生產方式在規定性上不過是一定形態和社會內容的“生產關系和交往關系”的歷史運動,從而,它隸屬“生產關系的總和”的規定,本質上是這個政治經濟學對象的產生過程。這就是馬克思表述了的“三種社會發展形態”理論框架的內涵邏輯。

結論就是:“第二個階段為第三個階段創造條件。”從而表明:完全意義的公有制真正才是未來社會的生長起點,“建立在個人全面發展和他們共同的、社會生產能力成為從屬于他們的社會財富這一基礎上的自由個性,是第三個階段。”【注:《馬恩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7-108頁?!?/span>

基于勞動批判的聯合關系是別樣的“社會依賴關系”,即作為對私有制生產關系進行歷史揚棄的社會財產關系的實現形式。這對應了產品社會在其高級發展階段在手段上的要求。同時,我們不否認這一點:在生產力發展水準幾近相同的社會發展階段,人們的相互之間的直接依賴關系和交換關系I(獨立交往關系的初級發展形態)是彼此依存和共進的,而在另外的一個方面,人們的聯合發展關系和交換關系II(發達的商品社會即資本主義社會的獨立化的社會交往關系)則是對應著的,亦是相生相克和共進的。因此,結論仍然不像哈貝馬斯所設想的那樣,是過程“無方向的”,而委實充滿了“歷史過程的方向性”。這就是交往關系的非合作類型對“依賴關系”的替換,以及在復歸意義上的向合作類型的歷史過渡。“毫不相干的個人之間的互相的和全面的依賴,構成他們的社會聯系。這種社會聯系表現在交換價值上,因為對于每個個人來說,只有通過交換價值,他自己的活動或產品才成為他的活動或產品;他必須生產一般產品——交換價值,或本身孤立化的,個體化的交換價值,即貨幣。另一方面,每個個人行使支配別人的活動或支配社會財富的權力,就在于他是交換價值的或貨幣的所有者。他在衣袋里裝著自己的社會權力和自己同社會的聯系。”【注:《馬恩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6頁?!?/span>

通過物的形式的社會交往,使資本以異化的手段形態占有了社會權力,相比之下,聯合的勞動者的合作交往關系則是“復歸的積極行動”。這些關系——從強制合作到非強制合作——寫就了人類交往關系的合作類型。盡管從嚴格意義上說,在當下這種圖型仍然具有“歷史不成熟性”,但其為未來社會開好了“行動藥方”,備好了所有制的設施基礎。

由此,我們得到了四種類型的人類交往形式,其摹寫交往關系“歷史演進結構”的實現。第一種是直接依賴關系的意蘊上的交往行動圖型,其對應的所有制生成結構是“家有制”(一種準財產關系意義的“亞私有制”的所有制類型);第二種是個體意義的交換關系意蘊上的交往行動圖型,其對應的所有制生成結構是個體私有制關系;第三種是社會化意義的交換關系意蘊上的交往行動圖型,其對應的所有制生成結構即是資本主義私有制關系;最后一種,即第四種,乃是勞動間聯合發展的關系意蘊上的交往行動圖型,其對應的所有制生成結構是“社會所有制”(財產關系揚棄意義的“公有制”的所有制類型)。

不同類型的所有制關系分別對應不同的交往形式,它們決定不同的交往行動的發生關系,而聯結了不同的社會的整體行動,直至定格社會有機體的本身。它們合起來構成“社會客觀批判”,決定了人類歷史生生不息的社會形態的演化秩序。這一點,哈貝馬斯顯然難以明白,他為了完成心中的“空想市民社會主義”的理論愿景,而一味停留在關于“歷史哲學”的指責當中:“迄今為止的關于世界歷史的學說,把生產方式分成5種或6種,這種學說確認了‘宏觀主體的單線的、必然的、連續的和上升的發展’。針對這種類的歷史模式,我想提出一種較為溫和的理解,我的理解不會被說成是眾所周知的反對歷史哲學思想的客觀主義。”【注:哈貝馬斯:《重建歷史唯物主義》,郭官義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第149頁?!?/span>

但是,哈貝馬斯的歷史唯物主義的重釋、重建、批判、否定的道路是試圖給我們還原了一個“空想市民社會”的烏托邦圖景而已,和批判工作了無關聯的。這里的行動與階級無涉,覆蓋住了生產關系的客觀批判規定,從而是徹頭徹尾的市民工作話語!其錯誤性亦如他自己的陳述:“歷史哲學所遇到的困難,是在試圖把發展理論用于世界史的著述時產生的。歷史理論所起的作用,不能指望進化論來發揮,因為歷史本身是沒有理論能力的。進化理論不是應用在歷史著述中,而是應用在實際對話中。”【注:哈貝馬斯:《重建歷史唯物主義》,郭官義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第197頁?!?/span>

哈貝馬斯“諱言”生產關系的方式,是把生產關系和交往關系同構化,又進一步將之一同歸于生產力形式的生成規定。其深刻性動機在于否認上述不同類型的所有制之間不可避免地存在有歷史替換關系!這是把歷史理性語用學化了。盡管如此,不同的所有制類型在規定性上亦為彼此之間的社會共存留足了空間,這其實就是“交往形式的實踐”。生活世界確然是不同生產關系和不同交往關系的交叉結合、相互滲透的巨大時空體。在這些復雜性現實關系中,最為重要的一點是它們從形態方面完成了對物質設施、文化設施、社會設施的構型活動,使社會成為具有一定構造內涵的“有機體”:分別作為“物質的生態有機體”和“特殊人的關系的有機體”,以最大地突出社會形態的本質——行動生成物。這種區分通過使所有制生活實踐化,使歷史時空得以內在統一。亦即是說,社會由于“行動”而成為一定結構的各個特殊的“生產關系-交往關系”類型。

四、若干結論

某種意義上,行動和行為本身是不同的,其不同之處在于這些“行動”(或行為規則)是可以歸整的,“言語者把三個世界概念整合成一個系統,并把這個系統一同設定為一個可以用于達成溝通的解釋框架。”【注:哈貝馬斯:《交往行為理論:行為合理性與社會合理化》,曹衛東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9頁?!?/span>

但與哈貝馬斯不同,馬克思沒有依賴普遍的語用學和采用解釋學和現象學的立場,即不是從直觀的個體交往活動中提取出“一種社會進化理論”,與之相反,而是采取了歷史實踐的、批判的發生學的工作方法。這樣,事物的本質就從這些工作方法中顯露出來,它們為認識的完成創造了“生動性語言”,即理論范疇。無論客觀記錄,還是主觀審視,這些范疇的運用的目的都只有一個:描繪歷史的生動性圖像,從而提示給人們“歷史生長運動”的軌跡。階級,行動,語言,這就是大寫化的社會學理論的生產與構圖。語言處在行動的末梢狀態中,而階級始終是行動的始源的規定。這種行動與自身母體——行為的分離,構造了“真正的實證科學”!可見,“這種考察方法不是沒有前提的。它從現實的前提出發,它一刻也不離開這種前提。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處在某種虛幻的離群索居和固定不變狀態中的人,而是處在現實的、可以通過經驗觀察到的、在一定條件下進行的發展過程中的人。只要描繪出這個能動的生活過程,歷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還是抽象的經驗論者所認為的那樣,是一些僵死的事實的匯集,也不再像唯心主義者所認為的那樣,是想象的主體的想象活動。”一個可以預見的前景是,“關于意識的空話將終止,它們一定會被真正的知識所代替。對現實的描述會使獨立的哲學失去生存環境,能夠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過是從對人類歷史發展的考察中抽象出來的最一般的結果的概括。”同時,“這些抽象本身離開了現實的歷史就沒有任何價值。”【注:《馬恩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3-74頁?!?/span>

階級,行動,科學,從中可以發掘出來的顯而易見的聯系是:社會階級理論是歷史行動與科學的統一。這是“社會科學”應該獲得的基本意義,也是馬克思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寫下最后的兩句話的道理所在:“舊唯物主義的立腳點是市民社會,新唯物主義的立腳點則是人類社會或社會的人類。”“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注:《馬恩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7頁?!?/span>

與之相適應,《德意志意識形態》的開篇則這樣揭露:“德國的批判,直至它最近所作的種種努力,都沒有離開過哲學的基地。”【注:《馬恩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4頁?!?/span>

因為哲學固然研究了行動,揭示了行為規則的存在性,但是,其滿足于對它的解釋,而并不力圖“改變世界”!行動的科學超出哲學的地方是走出話語,將理論與實踐融為一體,換言之,這種將理論還原為生活的實踐圖式正是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著力打造的“行動規定”。從而,資本本身并不能夠被“定義”,它的定義來自它的行動,來自與它關聯的一切社會生活,包括與之聯系并內在奠基它的一切物質生活。

根據“行動理論”,全部的科學可以建設為“唯一的一門”,即歷史科學。物的科學轉化為“事的科學”,即“首先要解答的一個問題是:是什么形成階級?這個問題自然會由另外一個問題的解答而得到解答:是什么使雇傭工人、資本家、土地所有者成為社會三大階級的成員?”【注:《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002頁?!?/span>

什么事情形成階級?!什么事情使雇傭工人、資本家、土地所有者成為社會三大階級??!這些追問顯然要從資本主義行動圖型上追索成功。同時,由于歷史行動的總構圖是型式相同或相通的,相應也就確立了一個大寫意義的“階級”概念。這些概念可以向歷史深處繼續追索……引出馬克思的這一推論:“就勞動過程只是人和自然之間的單純過程來說,勞動過程的簡單要素是這個過程的一切社會發展形式所共有的。但勞動過程的每個一定的歷史形式,都會進一步發展這個過程的物質基礎和社會形式。這個一定的歷史形式達到一定的成熟階段就會被拋棄,并讓位給較高級的形式。分配關系,從而與之相適應的生產關系的一定的歷史形式,同生產力,即生產能力及其要素的發展這兩個方面之間的矛盾和對立一旦有了廣度和深度,就表明這樣的危機時刻已經到來。這時,在生產的物質發展和它的社會形式之間就發生沖突。”【注:《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000頁?!?/span>

分配關系型構在一定歷史形態的“生產關系-交往關系”中,使得人和人之間的關系時而“社會和諧”,時而“社會沖突”,但最終是歷史沖突的。馬克思據此而預告:這種史前史的結束狀態乃是在于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歷史終結,因為,“資產階級的生產關系是社會生產過程的最后一個對抗形式”,——但是,“所說的對抗,不是指個人的對抗,而是指從個人的社會生活條件中生長出來的對抗”,“但是,在資產階級社會的胎胞里發展的生產力,同時又創造著解決這種對抗的物質條件。因此,人類社會的史前時期就以這種社會形態而告終。”【注:《馬恩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3頁?!?/span>

許光偉 | 馬克思革命:行動的語境——《資本論》行動理論的意蘊與模式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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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馬克思、恩格斯,1995,《馬恩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4]馬克思、恩格斯,1995,《馬恩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5]馬克思、恩格斯,1995,《馬恩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6]馬克思、恩格斯,2004,《馬恩全集》第3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7]帕森斯,2008,《社會行動的結構》,張明德等譯,南京:譯林出版社。

[18]許光偉,2015,《資本論》的邏輯究竟怎樣練成?——我如何寫《保衛資本論》,《經濟理論與政策研究》,第8輯。

【許光偉,《保衛資本論》作者,江西財經大學習近平經濟思想研究院特約研究員,經濟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原標題為“《資本論》中的行動理論:意蘊與模式”。本文原載《海派經濟學》2016年第4期第138-157頁,授權察網發布?!?/str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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