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新剛 程恩富:寫在共產國際成立100周年之際

共產國際解散是為建立更廣泛的統一戰線以共同應對法西斯主義威脅而做出的戰略抉擇。當時的各國共產黨逐漸成熟,共產國際解散有益于其獨立開展工作。蘇共只是承擔大黨責任而不是操縱共產國際,這主要是由各國共產黨發展狀況和共產國際的相關制度安排決定的。盡管共產國際在對待中國革命問題上有若干失誤,但為中國革命提供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武器,為中國共產黨確立毛澤東在全黨領導的核心地位做出了重大貢獻,其功績大于失誤。

劉新剛 程恩富:寫在共產國際成立100周年之際

共產國際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其精神對于推動社會革命、民族復興、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及社會主義事業具有重大時代價值。在過去幾十年間,由于全球范圍內的新自由主義思潮和歷史虛無主義思潮的影響,共產國際的歷史價值及其精神的時代價值受到巨大沖擊。圍繞共產國際有三個主要問題——共產國際解散問題、共產國際與蘇共關系問題、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關系問題,這些問題必須予以澄清。

一、共產國際解散問題

關于共產國際主動解散的原因,存在著一些錯誤的觀點。比如,“外交利益說”認為,“斯大林所以解散共產國際,完全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1],斯大林把共產國際視為累贅,強調“它是有損俄國的利益的”[2];也有“輕易放棄說”認為,“共產國際的正式解散是對同盟國的廉價代價”[3],“解散共產國際完全取決于斯大林的個人意志”[4],是沒有經過相關各方慎重考慮的;還有很多人持“革命失敗說”,直接把共產國際的解散和社會主義事業的“失敗”劃等號。[5]這些觀點都是片面的和錯誤的,是機械孤立視角下的主觀臆斷,是對歷史的誤讀。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矛盾分析方法分析不難看出,共產國際的解散是當時的共產黨人基于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并針對當時全球矛盾的轉化所做出的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正確決策,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在實踐應用層面的重大推進和有效方案。

首先,共產國際的解散是當時的共產黨人為建立更廣泛的統一戰線,以共同應對法西斯主義威脅而做出的戰略抉擇,并非蘇聯的絕對意志導致。第一次世界大戰后,共產國際在全球范圍內帝國主義國家和被殖民國家之間、壓迫民族和被壓迫民族之間存在著尖銳矛盾的時代背景下成立。資本邏輯的繼續運行,引起全球經濟危機深度爆發,催生了壟斷資產階級的法西斯主義,嚴重威脅整個人類的生存與發展。針對這一問題,20世紀30年代以來,共產國際進行了大量討論。例如,在第七次代表大會(1935)上,通過了《關于法西斯的進攻以及共產國際在爭取工人階級團結起來反對法西斯的斗爭中的任務》的報告。由于“法西斯強盜在法西斯陣營和反法西斯陣營各民族之間劃分了深刻的鴻溝”[6],為更好地團結反法西斯陣營中的資本主義國家,斯大林多次思考“共產國際在近期是否繼續獨立存在”[7]這個問題。1943年,為使反法西斯戰爭盡快結束,共產國際于5月22日公布了解散決定。斯大林在答復國外記者的信中談道:

【“解散共產國際是正確的和適時的,因為這便于一切愛好自由的民族組織共同進攻去反對共同的敵人希特勒主義……我想,所有這一切情況,將使盟國和其他聯合起來的民族統一戰線,在爭取戰勝希特勒暴政的斗爭中,得到進一步的鞏固。”[8]】

可見,基于人類解放事業中矛盾的具體轉化,共產黨人應進行具體分析、做出正確決策,從這個意義上說,共產國際的成立與解散具有內在的、本質上的統一邏輯。

其次,經過共產國際長期的孕育和發展,各國共產黨逐漸成熟,共產國際解散有益于各國共產黨獨立開展工作,更好地推動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十月革命勝利后,很多國家的共產黨在共產國際的幫助下剛剛成立,在思想上缺乏科學的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在組織上缺乏必要的人員和物資的支持,因而在共產國際組織中,各國共產黨作為下屬支部參與到革命中。隨著時代的發展,經過共產國際的扶持和援助,各國共產黨迅速成長起來,無論在理論素質還是組織建設上,都比初期有了很大的改善,工人運動進入獨立應對各國內部復雜問題的新階段。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總書記、保加利亞共產黨人季米特洛夫曾談到斯大林的觀點:“各國共產黨應成為完全獨立的黨,而不是共產國際下面的支部”[9];“它們應有共產主義綱領,應依靠馬克思主義的分析,而不是時不時地看一眼莫斯科,它們應獨立地解決它們在各自的國家面臨的具體任務”。[10]可見,在解散之前,共產國際內部就已經開始思考局勢的變化,并非“倉促解散”。[11]共產國際內部深刻地認識到,此時“由一個國際中心來領導世界上所有國家的工人運動都是不可能的”[12],推進共產主義事業在政黨層面的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高度集中的領導制度與復雜的國際形勢和各國黨獨立自主的要求之間的矛盾”[13],因而于1943年5月22日公布解散決定,各國共產黨人對此表示了極大的理解和支持。雖然“共產國際作為一個組織已不復存在,但是它的事業還在繼續發展”[14],各國共產黨之間的協調仍保留了部分機制,如保留對各國的廣播,保留“蘇普列斯”電訊社和保留聯系服務處等機構,繼續推進共產主義運動的進一步發展。

正如毛澤東所言:

【“革命的組織形式應該服從于革命斗爭的需要,如果組織形式已經與斗爭的需要不相適合時,則應取消這個組織形式。”[15]】

所以,共產國際的主動解散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和共產主義運動的失敗,而是科學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分析世界主要階級、民族和國家之間的矛盾,主動放權各國共產黨獨立解決本國革命問題,靈活推進共產主義運動的一個戰略舉措。

二、共產國際與蘇共的關系問題

關于共產國際與蘇共的關系,一直以來存在著一些錯誤觀點。比如,“蘇共操控說”認為,“共產國際只是前蘇聯的一個工具”[16],“實際上又掌控在蘇共中央之手”[17];“個人獨裁說”認為,共產國際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服從于斯大林的個人利益”[18],共產國際的重大決策都由他作出或經過他同意認可的[19],斯大林“實實在在是共產國際和各國共產黨的無可置疑的‘太上皇’,共產國際一切事務的最高決策權完全掌控于斯大林之手”。[20]這些觀點都是機械的、片面的,使得我們無法真實還原共產國際的歷史價值及其精神的時代價值。堅持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進行觀察就能發現,蘇共在共產國際中基本上承擔了一個大黨的責任,雖然在某些具體問題上蘇共對共產國際有一定的操控,但作為共產國際中的一個大黨,蘇共承擔了大黨的責任,對共產主義事業的發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首先,當時蘇共和各國共產黨的發展狀況決定了蘇共只能承擔大黨的責任,而不會操縱共產國際。產生操控論誤解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在共產國際運作中,蘇共的意志經常影響或決定共產國際的意志,這種現象確實是存在的。但產生這種現象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其他國家共產黨與蘇共發展水平上的差異,這種差異體現在認識水平和組織水平兩個方面。一方面,以伯恩施坦、考茨基為代表的修正主義或其他錯誤思潮層出不窮,一些“年輕的共產黨以及那些轉向革命立場的社會黨,對一系列革命斗爭的理論和策略的原則問題還沒有弄清楚”。[21]而列寧、斯大林、布哈林等布爾什維克領導者基于豐富的理論和實踐總結,發揮著矯正無產階級革命方向的重要作用。例如,列寧早期就曾積極與德國共產黨、英國共產黨等溝通,幫助其找到恰當的發展方向。另一方面,20世紀30年代以來,法西斯主義已經抬頭,而共產國際時期其他國家無產階級政黨尚未成立或成立時間較短、力量弱小,仍處在推翻剝削階級政權的革命斗爭階段。因此,與其他國家共產黨相比,蘇共發展相對成熟,這使得蘇共在共產國際中的地位和作用極為特殊,但這種特殊性并不能判定蘇共在為一黨利益而主導或操控共產國際。相反,在國際法西斯主義威脅下,蘇共被賦予了特殊的地位,也主動承擔了團結和支援各國共產黨發展的大黨責任。即使在國內反革命勢力和外國資本主義武裝干涉多方面壓力下,蘇共仍“盡力做到在一個國家內所能做到的一切,以便發展、援助和激起世界各國的革命”。[22]所以,從“操控”的貶義角度來定義共產國際與蘇共的關系有失偏頗。

其次,當時共產國際的相關制度安排決定了蘇共只能承擔大國責任,而不能操控共產國際。其一,共產國際內部的組織制度和民主程序是有效的,并非蘇共完全主導共產國際的運行。共產國際陸續建立起包括決策機構、執行機構、監察機構在內的內部組織機構,主要有“世界代表大會”“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共產國際監察委員會”“共產國際的國際機構”。[23]作為其中的一個重要成員,蘇共參與了共產國際的治理,并基本按照各機構的民主程序運作。在成立之初,蘇俄代表曾就尊重共產國際組織的獨立運行提出:

【“我們不受來自上面或來自下面的任何指責的約束,我們只有一個至高無上的審判員,它能對俄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工人階級過去和將來所做的一切作出裁決,而這個審判員就是共產國際的世界代表大會。”[24]】

其二,在選舉成員的過程中,共產國際也注重考量不同國家政黨之間的平衡,如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由最重要的國家各派代表一人組成”。[25]

此外,關于蘇聯革命利益與世界革命利益的關系,布哈林曾回應道:

【“俄國革命的利益實質上就是世界革命的利益。因此,我們是共產國際的最積極的部分。”[26]】

我們應將蘇聯承擔大黨大國責任和操控共產國際分開,蘇共對共產國際肯定有一定的指導或決定作用,但作為馬克思主義政黨和馬克思主義政黨聯盟組織,它們之間的關系主要是彼此之間的擔當和合作,以共同解決全球問題和各國的社會革命與民族解放問題。

三、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的關系問題

與共產國際有關的問題中,在國內爭議最大的是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的關系問題。關于這個問題,以往人們主要從“量”上進行機械性判斷,頻繁出現所謂過大于功或功大于過的簡單判斷。主張過大于功的一方,有的把王明等個人的一些錯誤放大到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的關系層面。比如,有人說:

【“王明的‘左’傾思想,基本上就是共產國際在中國革命問題上的錯誤思想”。[27]】

有的僅憑相關歷史階段中的孤立事件或系列事件的機械總和就全面否定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的關系,以此論證“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的錯誤指導”[28],認為“共產國際給中國革命所帶來的消極影響是巨大的,造成的危害和損失是慘重的”[29],甚至只從簡單的史實考據就能得出“共產國際……使中國革命遭受嚴重的損失和犧牲,甚至是血的教訓”[30]的結論。主張功大于過的一方,其研究是有積極價值的,但側重于從單個方面敘述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關系問題的積極性。比如,通過闡述共產國際在反法西斯戰爭中的價值[31]、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推動作用[32]、對中國共產黨政黨建設的積極貢獻[33]、對毛澤東等重要歷史人物所產生的積極影響[34]等方面內容從而做出評價判斷。

在此,我們不對這些問題進行單一處理。迄今為止學術界對于此問題的討論,部分學者都將中國革命中的各個歷史事件孤立開來,從而在各個孤立的歷史事件中討論共產國際的作用和影響,并將之簡單疊加來認定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的影響。但是如此思考,并沒有認識到中國革命中的各個具體事件是相互聯系的,在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的關系問題上,共產國際之于中國革命的推進是一個不可分割的實踐過程。而且,我們應該看到“在指導中國革命的過程中,共產國際本身也在進行理論探索,總體上能夠根據實踐修正自己的理論,改變策略”。[35]所以,我們應該在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的辯證性、動態性關系中從整體性的角度去考察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的價值。

從整體角度看,共產國際和中國革命的關系是:共產國際為中國提供了馬克思主義的新世界觀和方法論及其在蘇聯成功應用的經驗。而中國共產黨在此基礎上,運用抽象和具體相統一、歷史和邏輯相統一的方法,將馬克思主義新世界觀和方法論與中國具體國情相結合,探索出符合中國國情的革命道路,并且在此過程中共產國際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中國共產黨將馬克思主義新世界觀和方法論與中國革命具體情況的結合。在將馬克思主義新世界觀方法論與中國革命相結合用以指導中國革命實踐的整個過程中,共產國際發揮的積極作用主要集中在思想方面和組織方面。

從思想方面看,共產國際對這一進程的支持體現在三個方面。其一,《共產國際對全世界無產者的宣言》(1919年3月)、共產國際翻譯和出版的書報期刊、列寧和斯大林關于中國革命的系列論述等,對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在中國的傳播和運用做出了重要的理論貢獻,而這些理論是與中國國情相結合用以指導中國革命實踐的思想前提。其二,共產國際文件和相關領導人多次表達出將馬克思主義同各國國情相結合的思考。共產國際第一任主席季諾維也夫在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上做的《關于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報告》中指出:

【“在實現共產黨的布爾什維克化的時候,必須正確遵循列寧的遺訓,同時考慮到每一個國家的具體情況。”】

[36]共產國際七大上,季米特洛夫在《反法西斯主義的思想斗爭》中提出:

【“在每一個國家里,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都應當‘適應本地的氣候’,以便在本地種下自己的深根。個別國家里無產階級斗爭和工人運動底(的)民族形式是不違反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恰恰相反,正是在這種形式里,同時還可以勝利地擁護無產階級底(的)國際的利益。”[37]】

這些觀點對中國共產黨將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具體國情相結合并用以指導中國革命實踐具有啟蒙和促進作用。其三,共產國際后期通過《共產國際》《莫斯科》《真理報》等平臺多次積極宣傳毛澤東的革命思想和戰略策略[38],實際上就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應用于中國革命實踐的認同,從而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第一次飛躍創造了良好的思想理論氛圍。

從組織方面看,共產國際對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結合進程的影響主要分為三個層次。首先,共產國際幫助中國建立了中國共產黨,而中國共產黨是將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相結合的實踐主體。當年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的成員回憶道:

【“維經斯基到中國后,宣傳共產主義,宣傳組織共產黨……常到這里同陳獨秀密商組織共產黨問題。”[39]】

其次,在中國革命推進過程中,為了讓各國共產黨根據自身實際情況而具體運用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共產國際對各國共產黨的干預越來越少。比如,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強調:

【“需要從每個國家的具體狀況和特殊條件出發,一般地要避免干涉各國共產黨內部的組織事宜。”[40]】

最后,

【“共產國際接受中共獨立自主召開的遵義會議的政治結果,對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共領導集體立足中國實際的斗爭路線的肯定和支持等,都是共產國際支持中共獨立自主解決自身問題的表現”。[41]】

張國燾另立中央后,共產國際明令要求解散,而共產國際執委會執委王明回國后在排斥毛澤東的關鍵時刻,季米特洛夫又明確表示:

【】要告訴全黨,你們應該支持毛澤東同志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王明等人不要再爭吵了……”[42]】

這些舉措表明,共產國際在組織上支持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領導集體,贊成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革命的正確理論和實踐,從而使中國革命迅速走向勝利。鄧小平說得好:

【“如果沒有毛澤東同志多次從危機中挽救中國革命,如果沒有以他為首的黨中央給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和人民軍隊指明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我們黨和人民可能還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長時間。”[43]】

由此可見,從整體性角度對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的關系進行考察能夠發現,盡管共產國際曾犯有輕信王明錯誤路線、派遣教條主義的軍事顧問李德和某些不當指示等若干失誤,但其為中國革命提供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武器,為中國共產黨最終確立毛澤東在全黨領導的核心地位,做出了重大的貢獻,其功績顯然超過了失誤。

注釋: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委托項目“國際關系民主化研究”(社科規劃辦通字〔2011〕44號)、工業和信息化部黨的政治建設研究中心2019年度重大課題(19GZY108)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1]中國向東:《共產國際解散的根本原因》,http://bbs.tianya.cn/post-worldlook-661886-1.shtml。

[2]〔英〕伊恩·格雷著,張志明等譯:《斯大林:歷史人物》,新華出版社1981年版,第466頁。

[3]Sam Adams,“Stalin Dissolves the Comintern—The Climax of Nationalist Degeneration”,https://www.marxists.org/history/etol/writers/glotzer/1943/06/comintern.html.

[4]林曉光:《蘇共中央國際部與蘇聯政府外交部的權力博弈與部門競合,從共產國際的解散談起》,http://mini.eastday.com/mobile/180103201332394.html。

[5]蔣介石認為,“共產主義精神和信用‘必根本動搖,乃至完全喪失’,這(共產國際的解散)必將是‘影響國內民心內政的一件大事’”;汪偽政府的一些人認為,“共產主義理論由于諸如‘人性論’和‘階級斗爭論’的錯誤,已經無法維持原有的主張,所以共產國際的解散‘并非政策而系必然之事實’。”參見夏清:《“民族”之辯:一九四三年共產國際解散后國、偽、共的三方敘事》,《中共黨史研究》2017年第9期。

[6]《毛澤東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0頁。

[7]〔?!臣久滋芈宸蛑?,馬細譜等譯:《季米特洛夫日記選編》,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135頁。

[8]〔?!臣久滋芈宸蛑?,馬細譜等譯:《季米特洛夫日記選編》,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251~252頁。

[9]〔?!臣久滋芈宸蛑?,馬細譜等譯:《季米特洛夫日記選編》,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135頁。

[10]〔?!臣久滋芈宸蛑?,馬細譜等譯:《季米特洛夫日記選編》,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135頁。

[11]吳正?。骸豆伯a國際解散原因探析》,《西南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1年第8期。

[12]〔?!臣久滋芈宸蛑?,馬細譜等譯:《季米特洛夫日記選編》,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247頁。

[13]王群:《試論共產國際解散的原因》,《陰山學刊》1991年第4期。

[14]《陶里亞蒂言論集》第2卷,世界知識出版社1966年版,第405頁。

[15]《毛澤東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0頁。

[16]唐寶林:《國民黨與共產國際的交鋒》,《炎黃春秋》2012年第12期。

[17]林曉光:《蘇共中央國際部與蘇聯政府外交部的權力博弈與部門競合,從共產國際的解散談起》,http://mini.eastday.com/mobile/180103201332394.html。

[18]王昌沛、榮卉:《斯大林與共產國際解體》,《當代世界社會主義問題》2000年第3期。

[19]李東朗:《斯大林與共產國際的解散》,《百年潮》2003年第7期。

[20]林曉光:《蘇共中央國際部與蘇聯政府外交部的權力博弈與部門競合,從共產國際的解散談起》,http://mini.eastday.com/mobile/180103201332394.html。

[21]〔蘇〕弗·維·亞歷山大羅夫著,鄭異凡等譯:《列寧和共產國際》,求實出版社1984年版,第30頁。

[22]《列寧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50頁。

[23]夏道源:《共產國際的組織機構概況》,《國際共運史研究資料》1982年第2期。

[24]王學東:《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歷史文獻》第31卷,中國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第29頁。

[25]夏道源:《共產國際的組織機構概況》,《國際共運史研究資料》1982年第2期。

[26]戴隆斌:《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文獻》(2),中央編譯出版社2011年版,第151頁。

[27]陳學紅:《王明“左”傾思想與共產國際的關系》,《黨史研究與教學》2015年第3期。

[28]林祥庚:《回應共產國際的詰難》,《探索與爭鳴》1999年第12期。

[29]吳明剛:《試論聯共(布)、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的消極影響》,《福建黨史月刊》2003年第11期。

[30]吳興唐:《重評共產國際對中國的功過》,《炎黃春秋》2013年第3期。

[31]姜安:《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的歷史作用》,《中國社會科學》2015年第9期。

[32]張靜、周三勝:《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中共產國際與中國共產黨的關系》,《廣東社會科學》2007年第2期。

[33]張澤宇:《全面抗戰時期蘇聯和共產國際對中共的援助研究》,《中共黨史研究》2011年第8期。

[34]邱瀟、鄭德榮:《共產國際支持毛澤東中共中央領導地位的原因探析》,《理論月刊》2017年第7期。

[35]楊俊、程恩富:《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中國社會科學》2014年第9期。

[36]〔匈〕貝拉·庫恩著,中國人民大學編譯室譯:《共產國際文件匯編1919—1932》第2冊,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65年版,第8頁。

[37]解放社:《季米特洛夫文集》,解放社1950年版,第148頁。

[38]譚虎娃、陳少康:《共產國際后期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積極作用》,《理論導刊》2009年第6期。

[39]竇春芳、苗體君:《魏金斯基第一次來華及其對中國共產黨成立的貢獻》,《廣西社會科學》2007年第6期。

[40]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部:《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19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2年版,第363頁。

[41]楊俊、程恩富:《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中國社會科學》2014年第9期。

[42]申長友:《毛澤東與共產國際》,黨建讀物出版社1994年版,第254頁。

[43]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注釋本》(修訂),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頁。

劉新剛,北京理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院長、教授。程恩富,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社會主義研究中心副主任、學部委員。本文原載《世界社會主義研究》2020年第3期,授權察網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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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中心刊物】劉新剛 程恩富:寫在共產國際成立100周年之際